公元960年，一個新興勢力，宋（公元960-1279），再次統一了中國大部分地區。但在1127年宋朝廷因沒能打退遊牧民族的入侵而被迫放棄北方。所以宋朝又被分成北宋（公元960-1127）和南宋（公元1127-1279）兩個階段。
北宋
北宋是中國曆史上以漢族為主體建立的封建王朝，建都開封(今屬河南)，其創建者為宋太祖趙匡胤。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唐末而形成的四分五裂的的局麵，使中國又歸於統一。但由於與宋同時代的遼、金、西夏等國的強大，北宋與以後的南宋政權一直處於外族的危脅之中。
五代後周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周世宗柴榮病死，七歲的恭帝繼位，時任殿前都點檢、歸德軍節度使的趙匡胤掌握了軍權。翌年正月初，趙匡胤在陳橋驛(今河南封丘東南陳橋鎮)發動兵變，黃袍加身。並率軍入開封，脅迫周恭帝禪位，奪取了皇位。因趙匡胤所領的歸德軍駐在宋州，所以建國號為宋，定都於開封。史稱北宋。經過十餘年的南征北伐，趙匡胤消滅了後周藩鎮勢力的反抗，攻滅了荊南、後蜀、南漢、南唐等割據政權。宋太宗趙光義即位後，招降割據吳越的錢俶，平定北漢。於是自安史之亂以來，二百多年的封建軍閥割據局麵基本上結束。北宋疆域東、南臨海，北境以今津海河、河北霸縣、山西雁門關一線與遼接壤，西北至今陝西白於山、甘肅東部、青海東北部與西夏、吐蕃毗鄰，西南與越南接界。
在五代十國的後晉時期，曾把北方的燕雲十六州割與契丹族所建立的遼國。為了收複燕雲十六州，北宋與遼進行了長期的戰爭。自宋太宗趙光義起，北宋曾多次與遼交戰，但一直未能收複失地。直至公元1004年，北宋真宗與遼國在澶州定下了停戰和議，約定宋遼為兄弟之邦，北宋每年向遼交納\"歲幣\"，雙方互不侵犯。自此，中國北方才有了少許安寧，宋、遼的這次結盟被後世稱之為\"澶淵之盟\"。
在宋朝建立之初，為使宋王朝能長治久安，而不致成為繼五代後的第六個短命的王朝，宋太祖趙匡胤除了致力於結束五代十國的分裂割據局麵之外，還製定了一係列的政策方針，大力實施「強幹弱枝」政策。
為防止武將專政篡弑重演，太祖以\"杯酒釋兵權\"解除了大將對軍隊的控製，實行重文輕武政策，提倡文人典軍，嚴禁武人幹政。取消禁軍最高統帥殿前都點檢、副都點檢職務，朝廷設樞密院掌管調動軍隊，但無統兵權。三帥統兵權和樞密院調兵權職責分明，相互製約，直接對皇帝負責。軍隊實行更戍法，定期換防，將帥常調，以防止官兵「親黨膠固」。另外，宋沿襲唐製，又大力削弱宰相(中書令)實權，宰相下設數名參知政事、樞密使、三司使，以分其軍、政、財三權，使宰相無法獨攬大權。使皇帝掌握的權力超過了曆朝曆代。為消除藩鎮割據的局麵，對獨霸一方的節度使，采取「稍奪其權，製其錢穀，收其精兵」的辦法，逐步從地方調回都城任閑職，其原領州郡由朝廷控製，委派文官任知州、知府，直接對朝廷負責。規定地方財政每年賦稅收入，除支度給用外，凡屬錢幣之類，「悉輦送京師」。在科舉方麵，宋太祖打破常例，以殿試的方式對考生進行最終的考核。這樣一來，北宋王朝的官僚階級隊伍得到了壯大，從中出現了一大批優秀的政治家，鞏固了政權。
北宋的「強幹弱枝」、「重文輕武」政策，雖然成功地削弱了地方權力，使宋朝中央集權得到強化。這對政治穩定，結束分裂局麵和經濟的發展創造了有利的條件。使宋朝國祚延長，但卻造成宋代的國力積貧積弱，使財政拮據、地方權憲過小、軍隊戰鬥力削弱、外患深重等消極後果。北宋的外敵主要有遼國(其前身即契丹)、西夏和金國。盡管宋室耗費大量銀、絹向它們繳納歲幣，始終改變不了被動挨打的狀態。最後亡於外敵之手。
北宋雖然外患深重、積貧積弱，但在內治方麵，卻是非常成功的，宋代的經濟、文化、科技之強，人才之盛較之漢唐有過之而無不及。
宋初幾十年間，全國耕地擴大了將近一倍。由於實施兩稅法、代役製和租佃製等新的經濟製度，從而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隨之而來的是：人口的增加，墾田麵積的擴大，鐵製工具製作進步，耕作技術的提高，農作物的種類和產量倍增等等。據統計，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北宋戶籍上有413萬多戶，而到宋仁宗嘉佑八年(公元1063年)，北宋戶數已逾1246萬多戶。宋太宗至道二年(公元996年)，耕地有3億多畝，而至宋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增至5.2億多畝。農業經濟的迅速發展促進了手工業、商業的發展。北宋的造船、礦冶、紡織、染色、造紙、製瓷等手工業，在生產規模和技術上遠超唐代。商業市場打破了舊的格局，大小城鎮貿易盛況空前，都市商業十分興旺繁榮，十萬戶以上的城市達四十多個，而宋都開封更成為全國的商業中心。
開封在北宋時又稱東京(東都或汴京)。據記載，東京的手工、商業多達一百六十行，沿街店鋪林立；鬧市上人來人往，熙熙攘攘，通宵不絕。在京都市場上，各地貨物琳琅滿目，甚至日本、朝鮮、阿拉伯等國的商品亦有買賣。而北宋為了應付貿易及商業發展的需要，還發行了世界上最早的紙幣——「交子」，紙幣的出現及廣泛使用，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其社會經濟的發達，由此亦可見一斑。宋人孟元老曾撰《東京夢華錄》，詳盡描寫宋東京的繁華，當時開封城中有鬧市、有酒樓、有茶館、有妓院，城中夜市至三更方盡，五更時分又再燃燈開張，夜以繼日，人煙不斷，可謂「不夜城」。此外，畫家張擇端還畫了一幅《清明上河圖》。這幅長卷通過描繪汴京的風物，使近六百人躍然紙上，成為中國繪畫史上不朽的佳作。上河是宋時民間對清明祭祖墳之謂，意同「上塚」。該畫描繪出清明時節東京東角子門內外及汴河兩岸的繁榮熱鬧景象，但見橋上車水馬龍，商販雲集，行人絡繹不絕，表現出當時中國第一都會的繁榮興盛。
在史學和文學方麵，北宋有著極高的成就。其間名人輩出。宋朝的科舉製度使文人得到了可以自由發展的空間。史學方麵，北宋歐陽修等編纂《新唐書》，對唐史的保存，有很大的貢獻。而司馬光主編的钜著《資治通鑒》，更是編年史的典範。《資治通鑒》自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始修，至神宗元豐七年(公元1084年)成書，前後曆時十九年。在《進資治通鑒表》中，司馬光曾說「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該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五代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將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中王朝的興衰、政治的得失記載下來，為後代帝王統治提供了重要借鑒，它對史學和文學的影響力至今不衰。除史學之外，北宋的文學發展，也在中國文壇上起著繼往開來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宋詞」，更是唐詩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另一座豐碑。北宋的詞人輩出，如晏殊、歐陽修、柳永、蘇軾、秦觀、周邦彥等等。柳永、周邦彥的詞以綺豔著稱，而豪放派的蘇軾則最為後世所熟識。北宋在散文的成就也是巨大的，其中歐陽修、蘇洵、蘇軾、蘇轍、王安石、曾鞏，與唐代的韓愈、柳宗元並稱「唐宋古文八大家」。在北宋文學家的努力下，使自唐代韓愈以來的古文運動取得進一步的成功，當中有許多作品傳頌至今。在散文、詩、詞等文學形式發展的同時，話本和戲曲這類民間說唱文學也蓬勃發展，並為元代戲曲和明代小說的興盛，打下了雄厚的基礎。由此可見，北宋的文學成就，具有承前啟後的劃時代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