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車剛給我們簡約的講了講這個盲童學校的故事。
1997年（一說1998年），27歲的德國姑娘薩帕瑞婭（Sabriye）杵著拐杖來到拉薩。薩帕瑞婭從小向往西藏，可在她12歲時，由於色素性視網膜病變導致了失明，從此生活在了黑色的世界裏。但失明後的薩帕瑞婭對西藏向往依舊，在德國舉辦的西藏博覽會上，她曾用一雙小手一一觸摸過藏民族的服裝、首飾和用品。她向往著西藏的藍天，雪山，經幡，更渴望見到那個生活在高原上的神奇民族。後來，薩帕瑞婭依靠布萊葉盲文，學習了英語、計算機、曆史和文學等課程，又在波恩大學學習了藏語。1997年5月，薩帕瑞婭終於來到她向往已久的西藏，懷著夢想，杵著拐杖。
薩帕瑞婭到西藏，不僅僅是為了旅遊，更是懷著一個心願：她得知在西藏，由於種種原因，像她一樣失明的孩子特別多，有的是雪盲，有的是強烈紫外線造成的白內障，還有的是家族遺傳，等等。她想申請經費資助，在拉薩辦一個盲童學校，幫助那些和她一樣在黑暗中摸索的孩子。為了方便調查，薩帕瑞婭沒有坐車，而是租了一匹馬騎行，不斷地與當地藏民交談。在調查旅途中，她認識了來自荷蘭的保羅（Paul）。保羅被她的行動深深感動了，當即表示說，如果你申報的項目能得到批準，我就來做你的助手。一年後，薩帕瑞婭的申請得到了德國政府和“盲文無國界組織”的支持，有了第一筆資金，保羅真的立即辭掉工作來到了西藏，和薩帕瑞婭一起，創建了西藏第一所盲童學校，也稱“西藏盲人康複及職業培訓中心”。
保羅是個擁有機械工程、計算機技術、商業技術等4個學位的明眼人，曾在荷蘭參特帕克公司從事計算機軟件開發和基本數據等服務項目，一直有著良好的生活環境。保羅放棄了這一切，堅定地來到西藏，和薩帕瑞婭一起開創向往光明的事業。他們從招收6名學生開始，到今天，已經培養了近50名盲童。這些盲童第一次開始認識自身，第一次開始擁有夢想，第一次能摸到一種有“色彩”的生活。他們大都可以讀、寫、使用盲文打字機和盲人電腦。他們甚至嚐試推著車子快跑、踢毽子、爬樹和踢足球。他們是西藏曆史上第一批能夠閱讀的盲人。而為他們引路的，竟是位同樣失明的女子。
2002年，薩帕瑞婭和保羅結婚了。如今，他們仍繼續在西藏全心全意地為西藏盲童服務著。
在午後的拉薩，聽到這樣一個故事，就像聽到一個童話。
在午後的拉薩，去這樣一所學校看孩子，就像去天堂。
我們的汽車開進拉薩市江蘇路和平飯店旁邊的一條小巷內，向左拐彎後，就見到了一扇紅色的藏式木門。車剛向我們介紹了木門上刻著的凹凸符號，那就是薩帕瑞婭沿用布萊葉盲文方式創造的藏盲文：西藏盲人培訓中心。我們搖響門鈴，一個盲童為我們打開了大門。
剛進院子，孩子們就聽出了車剛的聲音，嘩啦一下圍上來，大聲喊著：“叔叔車剛！叔叔車剛！”車剛快樂地伸開臂膀，一下摟住四五個孩子。胖胖的臉龐在陽光下舒展著快樂的笑容。我簡單說說車剛吧。
車剛22年前從北京到拉薩援藏，一下愛上了西藏，援藏兩年後自己申請調進西藏。20年後，他年逾不惑，結婚成家，有了兒子，調回了北京。但一年後，他又重回西藏。“沒辦法，我離不開西藏了 。”
現在，拉薩的大飯店大酒店裏，幾乎全都掛著他的攝影作品。
我是四五年前認識他的。一天前在日喀則與他邂逅，當我們一起坐下來吃飯時，他的第一個動作就是掏出錢包來給我看他兒子的照片，大約有四五張，兒子虎頭虎腦，憨態可掬，表情不一，很可愛。而他爹的臉上隻有一種表情，幸福的傻笑。
在盲童學校，我又看見了車剛幸福的傻笑。
車剛從幾年前知道了盲童學校後，差不多就成了這所學校的專業攝影師，學校一有活動，他就會趕來，拍照片，也拍錄像。除此外，他每年拿出自己的稿費，為每個孩子做一套衣服。妻子從北京來看他時，他也帶著妻子去學校看孩子們。
我拿起數碼相機對著院子和孩子剛拍了兩張照片，幾個稍有些視力的孩子就立即圍上來爭著要看。他們把眼睛緊緊貼在我的相機上，以至小鼻尖都壓扁了。當他們認出照片上的自己時，興奮得用藏語大喊：我！我！（可惜我在漢字中找不到一個能為藏語“我”注音的字，隻能說與“啊”接近。）然後他們爭相站到我麵前，讓我拍他們。為了滿足他們的好奇，我幾乎挨著拍了他們，然後讓他們在相機裏找到自己。
那天的陽光特別好，丁香花盛開，是明朗的丁香。
院落很幹淨，一座兩層高的小樓，還有十來間平房，幾間下沉的房子。我們一一看了孩子們的宿舍、教室、“聽”電視的娛樂室、夥房，等等。目前學校裏有37個孩子，最大的19歲，最小的3歲；有7個老師，5個保育員和工作人員。老師中有一位藏族小夥子，原來是個導遊，遭遇翻車事故失明了，便來到這裏教英語。車剛說他很快樂，常逗得孩子們開懷。可惜因為五一假期，他不在。這些年，一些外國遊客知道了這所學校後，常主動來這裏做義工。一位叫莫瑞卡的瑞士老太太，每年夏天都要進藏，來這裏義務教孩子們歐式按摩。還有一位越南青年，常來這裏教孩子們泰式按摩。保羅的媽媽也專程來過。她帶孩子們去過林卡（藏族的一種娛樂方式，在公園裏野餐、唱歌跳舞），發現草地上有遊客摔碎的啤酒瓶，生怕傷著那些盲孩子，就趴在地上一點點地摳出來，放在草帽裏帶走。
這些盲孩子在這裏學習藏語、漢語、英語、算術，還有按摩等技能。一共分3個班，分別由3種動物來代表。老鼠是小班，兔子是中班，老虎是大班。3種動物的頭像木刻掛在教室門口，孩子們摸到門上的動物，就不會找錯自己的班級。
車剛對孩子們說，這兩個阿姨來看你們，你們給她們唱個歌好不好？孩子們立即就唱了起來。唱得是眼下拉薩最流行的歌曲《卓瑪》。
你有一個花的名字，美麗姑娘卓瑪拉
你有一個花的笑容，美麗姑娘卓瑪拉
你像一隻自由的小鳥，歌唱在那草原上
你像春天飛舞的彩蝶，閃耀在那花叢中
啊，卓瑪，草原上的格桑花
……
老實說，在此之前，我們也曾在旅途上也聽過這首歌，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可是當孩子們唱起來時，竟是那麼動聽。看著孩子們大聲歌唱的臉龐，想著他們是在黑暗中大聲歌唱，我的眼淚便洶湧而出。據車剛介紹，孩子們曾自己演出過一出藏戲《卓瓦桑姆》。是不是失明的緣故？孩子們的音樂感覺特別好。
我看見有個孩子唱得非常投入，舞著手臂。我問他叫什麼名字，他說達娃，我說，達娃，你是月亮啊？（達娃在藏語裏即月亮。）達娃點點頭，說“moon”（月亮），他有一點微弱的視力，所以最喜歡看我的相機，不僅在裏麵找他自己，還找別的同學。他一把摟過4歲的女孩兒丹增倉決，讓我給她也照一張。
我看見車剛一直摟著一個男孩子，還叫他兒子。問起，原來這個孩子叫班丹久美，完全失明，一點兒視力也沒有，但是歌唱得很好。他為我們唱了一首騰格爾的《蒙古人》，嗓子雖有些沙啞，樂感極好。車剛告訴我們，有一次他給久美拍了照片。他走了以後，久美總問老師，叔叔車剛什麼時候來啊？可不可以讓他送一張照片給我啊？後來車剛把他的照片送來給他，他歡喜地在臉頰上貼了很長時間，然後捧在胸前到處跟人說，看，這是我，這上麵是久美。
我給久美剪指甲時，一個叫頓珠的孩子反複拿著我的相機貼著看，看見了我們，高興得直笑。我就教他按快門，他按了下去，照片上有大半個我，小半個久美。我沒舍得刪，還在電腦裏存著。
在後院，我看見一個很小的孩子，一直拖著板凳在那兒獨自玩耍。原來他就是目前學校裏年齡最小的孩子尼瑪平錯，3歲，剛來不久，顯然還沒能融入這個集體裏。我走過去想和他說話，更想抱抱他。他一抬手，揚了我一把土，看來他對所處的環境還缺乏信任和安全感。我隻好遠遠看著他了。
那些大孩子們已經很熟了，打打鬧鬧的，但很友好。畢竟看不見，磕磕碰碰的事難免發生。我注意到有兩三個男孩子額頭上貼著創可貼。
女孩子則斯文多了，也不往我們跟前湊。有兩個女孩子自己摸索著在洗頭。還有幾個躲在屋子裏說話。
遺憾的是我們沒能見到學校的創辦者，薩帕瑞婭和保羅。據工作人員說，夫妻倆利用五一假期到日喀則去了，那裏有他們剛剛創辦的農場，也是為這些盲童辦的。一是為了有些收入，二是為了這些孩子將來離開學校後，有個落腳的地方，有個適應他們生活的環境。
我隻好拍了一張薩帕瑞婭和保羅的照片。
薩帕瑞婭將自己來西藏的經曆寫了一本書——《我的道路通往西藏》，在德國很暢銷，但至今沒有中文版，不知何故。我想要一本拿回內地找出版社聯係看看。可工作人員說他們沒有多的。
我們在學校呆了兩個小時，車剛建議我們去盲人診所看看。薩帕瑞婭和保羅為了讓孩子們能自食其力，還辦了一所盲人按摩所。目前已經有5個學生成為按摩師，在那裏工作了。我們來到北京中路四巷的一所藏式樓房裏，看到了盲人按摩所。一進門，車剛就把一個女孩子擁進懷裏，說，我知道你媽媽去世了，我剛去你家看過你爸爸和哥哥。話未說完，車剛和那個女孩子都哭了，背對我們向隅而泣。
後來車剛給我們介紹，女孩子叫吉拉， 11歲到盲童學校，和她的兩個哥哥一起在這學習。3個孩子都失明，家庭很不幸。學習5年後，兩個哥哥回去了，一個在家種地，一個在當地旅館當翻譯，吉拉留了下來。她聰明努力，身體也好，去年曾跟隨一個盲人登山隊登珠峰，爬上了海拔7000米的北奧。現在她是診所的骨幹。今年秋天薩帕瑞婭要送她去英國學習，學成歸來後，將負責診所項目。吉拉的母親前不久病故，車剛去她家鄉拍照時，專門去看望了吉拉的父親和哥哥。
說話間，來了兩位顧客，是兩個白發蒼蒼的外國婦女。吉拉馬上去招呼她們，與她們用英語交談。我真為吉拉感到高興。
走出診所，已經是下午5點了，陽光依然很強烈。那一刻，我的心情如這陽光一樣，沒有一點陰影。我忽然想起，光顧著給孩子們拍照，忘了與孩子們合影。
不過不要緊，所有的孩子都已留在我心裏了，達娃，頓珠，丹增倉決，班丹久美，尼瑪平錯，還有吉拉。我一定會再去看他們的。
作為女性，我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對薩帕瑞婭的敬意和欽佩。我想我做不到像她那樣無私奉獻，也許可以做一些，但讓我放棄一切到這裏來工作，我承認我做不到。
作為母親，我也不知道該怎樣表達我對這些盲孩子們的愛。我為他們心痛，為他們難過，也為他們感到幸運。可我做不了他們的母親。
作為一個卑微的普通人，我隻有用捐錢的方式安撫自己的良心。
工作人員讓我留言，我隻寫了四個字：祝福你們。
離開拉薩的第二天，我收到車剛的短信，他說薩帕瑞婭和保羅回到學校了，他們讓他代向我們致謝。我感到非常不安，因為在我們之間，應該致謝的永遠是我，或者說，是我們所有愧疚的中國人。
2005年5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