薊北湘南俱入眼，鷓鴣聲裏獨憑欄。
“危峰高瞰楚江幹”，嶽麓山拔地而起，山勢巍峨。嶽麓寺在半山腰。詩人盤旋攀登，終於走上寺來。他興奮地喊出聲來：我現在站在“危峰”上向下看，啊，湘江岸邊的景色盡收眼底了！“危峰”，已見山峰之高，又用居高臨下的“高瞰”二字，更顯出視野的廣遠，突現出嶽麓山巉岩挺拔的氣勢。第一句就有近景和遠景，人在“危峰”，是近景，距嶽麓山六華裏的“楚江”(即湘江)自是遠景物了。
接著詩人收回視線，轉向自己所在的嶽麓山。自己身在“危峰”，卻顧所來路徑，不禁發出一聲驚歎：“路在羊腸第幾盤?”那山間曲曲折折的羊腸小道啊，不知拐了多少彎兒，才進得這座古刹呢！
詩的頭兩句，寫登高、望遠和回顧來路三個過程，都是寫登上高峰的最初的興奮的心情。等到這種狂喜的情緒稍稍平靜，便開始細細打量四周的風景了：“萬樹鬆杉雙徑合，四山風雨一僧寒。”詩人發現嶽麓山有一個特點，滿山都為稠密的鬆樹和杉木所環抱和覆蓋，顯得極其幽深和清寂。密樹蔭蔽的叢林中隱約有兩條小路，在接近山寺處並為一條了。李東陽遊嶽麓山時，已是“長沙地濕天將暑”，而在此山中，卻感到置身清涼世界中。詩人不由馳騁想像：當風雨如晦之日，這層巒疊翠中的山寺該是多麼蕭颯、清寒啊！這兩句都是寫山中所見，都是近在眼前的景色。接著，詩人又轉移視線、遊目山外了：“平沙淺草連天遠，落日孤城隔水看。”詩人放眼遠眺，入望盡是平沙淺草，草木的綠色一直延伸到天際；隔著湘水而望，隻見孤零零的長沙城沐浴在夕陽的餘暉中。這兩句詩寫出了“長沙千裏平”(韓愈詩句)的地理特點，湘江沿岸、長沙周圍是廣闊的平原，從嶽麓山上望去，崛起在地平線上的長沙城極其顯眼，看去有似“孤城”了。
祝允明
太行歌
上客坐高堂，聽仆歌太行。
六歲從先公，騎馬出晉陽。
遙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
但聞風雷聲，不見日月光。
狐兔繞馬蹄，虎豹嗥樹旁。
衡跨數十州，四麵殊封疆。
童心多驚壯，傈氣已飛揚。
自來江南郡，佳麗稱吾鄉。
邈哉雄豪觀，寤寐不可忘。
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
祝允明是蘇州人。但因其祖父祝顥曾任山西布政使參政，他出生於山西。六歲時，他隨父親穿越太行山，回到家鄉蘇州，住了幾十年。在這首《太行歌》中，詩人將太行山與江南作對照，其結果卻是向往於前者的雄峻闊大，對後者的佳麗風光，沒有任何好評。這詩語言淺易，好像寫得隨便，其實頗為講究。開頭四句交代清楚，然後以十句集中描敘太行山，作為全篇的主體部份。“遙循厚土足，忽上天中央”，注重於山之高；“但聞風雷聲，不見日月光”，注重於山中氣候的惡劣；“狐兔繞馬啼，虎豹嗥樹旁”，注重於山中荒涼恐怖的氣氛；“衡(橫)跨數十州，四麵殊封疆”，注重於山域的廣大。然後，歸結到“童心多驚壯，傈氣已飛揚”。——如此景觀，對幼年的祝允明來說，當然是相當可怕的。但稍微想一下，就會意識到：穿越太行山，須有幾十天時間，豈能無一時風和日麗，無一處旖旎光景？詩隻寫太行的險惡，顯然是有意選擇和構造的結果了。
從表麵上看，前十四句並無隻字讚美太行山。轉入“自來江南郡，佳麗稱吾鄉”，前後形成對照。江南既稱“佳麗”，又是“吾鄉”，以常情而論，自當為離太行而歸江南額手稱慶。出人意料，詩的下兩句，卻是對太行山寤寐難忘的思念。這一不合常情的轉折，必須有一個合理的解釋。於是有末兩句的收結：“人生非太行，耳目空茫茫！”這才是全詩的主旨所在：如太行之行那樣充滿艱險困厄、不測風雲的人生，才是有意義的人生；平庸安樂的境遇，卻令人感到空洞無聊，白白浪費了生命！最後六句三層，層層跳躍翻進，節奏急迫，使結句格外高亢驚人。
從詩歌的傳統習慣來說，如果強調高山的驗峻艱怠，則詩人所表達的情緒以畏懼退卻居多。曹操《苦寒行》作於漢獻帝建安十一年(206)出征高斡時，作為三軍主帥，一代豪傑，本不會麵對太行山而產生畏怯心理，但詩中卻一再說：“我心何怫鬱，思欲一東歸”，“悲彼東山詩，悠悠使我哀。”李白的名篇《蜀道難》，多奇幻之思，驚詭之句，但也是一再感歎：“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嗟爾遠道之人，胡為乎來哉!”“錦城雖雲樂。不如早還家。”像祝允明這樣，既有意寫山勢的險惡，又特別表示對此險惡雄大之境日夜難忘的詩，屬於例外。是什麼因素引起此種變化呢？在詩人筆下，險惡的山嶺從來不僅是自然的存在，而且常常是壓迫人生的外在力量的象征。李白《行路難》也寫到太行山：“欲渡黃河冰塞川，將登太行雪滿山。”表達了難以找到出路的悲哀。《苦寒行》、《蜀道難》多少也有這樣的意味。確實，人總是難以與命運相抗，發出這樣的哀歎原是自然的感情流露。但在明代出現了新的情況，那就是一部份文人對自我的重視和期待要遠超過前人。不管實際的地位與成就如何，在人生哲學中，他們絕不承認有任何高於自我的存在。祝允明的狂傲自負更是人所皆知。他的《大遊賦》，劈頭一句，就是：“宇宙之道，於我而止矣！”這是把“我”視為所麵對的世界的主宰者。狂者進取，個性自然向外拓張。盡管在現實世界裏，他們仍可能被外在力量所壓倒，但在精神世界、以及反映自我精神的文學世界，他們是不肯向任何力量退卻的。這跟前人有很大區別。
再回到《太行歌》。從美學意義上說，西洋人把各種景觀分成兩大類：粗獷、雄壯、巨大的一類，稱為“崇高”；秀麗、溫柔、細潔的一類，稱為“美”(又譯為“優美”)。視允明將太行山的雄峻可怖與江南風光的佳麗可人相對比，很接近於西洋人關於“崇高”與“優美”的區分。他是舍棄“優美”，向往“崇高”的。這是詩人個性擴張、衝動，追求刺激而不甘於平靜的表現。從象征的意義上說，他是一個渴求有所作為的人，在環境不允許的情況下，此種渴求更其強烈。雖說祝家世代官宦，他的生活絕不會太差，但由於仕途困頓，又無其他可以發揮的餘地，便覺得內在的創造力受到壓抑，而更為厭惡平庸的生活。所以，回想起幼年穿越太行山的經曆，盡管驚傈恐怖，卻令人興奮激動，便以此為象征，表現內心中對壯麗人生的向往。
其實，對現代人來說，這種情緒是容易理解的。許多環境安逸、生活富足的人，偏偏喜歡冒險去攀登杳無人煙的奇峰絕頂，不正是為了克服人生的平庸嗎？開首引《屍子》：“龍門，魚之難也。”但躍過龍門，魚即化龍，非複庸常任人宰割之物。這傳說的真正意味，恐怕也正在於此。
周在
閨怨
江南二月試羅衣，春盡燕山雪尚飛。
應是子規啼不到，故鄉雖好不思歸。
春天到了，暖風融融，住在江南的少婦，已經拿出了春裝，準備換上。羅衣而日“試”，不是說做了新衣服，試穿一下，而是說丈夫遠離，她日夜盼望，衣帶漸寬，人漸憔悴，現在已經是二月了，丈夫該回來了，不知去年的衣服是否合身，拿出來試一下。一個“試”字，便包涵了以往無數的思念，所以接句便由試衣而遙想到遠在北國燕山的丈夫。江南二月，春色如此，但燕山寒冷，“雪花大如席”，即使到暮春還常飛雪，不知道丈夫是否過得慣?他是否會凍著?由春色、羅衣，使少婦的思念之心，遠隔千山萬水，飛到了丈夫身邊。以上二句，大開大闔，未寫怨而先寫思，為下文預留了斡旋的餘地。
春天是遠客還鄉的日子，故鄉春色盎然，與那燕山飛雪相比，不知強了多少倍，但“正是歸時不見歸”(葛鴉兒《懷良人》)，少婦心中自然由愛生恨，充滿了悲傷與怨愁。這種心情，在唐人詩中一般采用直敘，但周在這首詩中卻故作波折。少婦對丈夫明明是滿腹牢愁，卻借物達誌，反說不是丈夫不知回家，而是那暮春悲啼著“不如歸去”的子規鳥，隻知道在江南無休止地鳴叫，卻不飛到那燕山飛雪中去；丈夫聽不到子規催歸聲，不知道春天將盡，所以故鄉雖好，還想不到已經到了回家的時候了。詩把怨恨移到子規身上，把少婦對丈夫又愛又怨的心情委婉細膩地表現出來。
唐寅
閶門即事
世間樂土是吳中，中有閶門更擅雄。
翠袖三千樓上下，黃金百萬水西東。
五更市買何曾絕？四遠方言總不同。
若使畫師描作畫，畫師應道畫難工。
中國自古有重農抑商的傳統。所謂“四民”——士、農、工、商，商在最後，甚至常常被看作是賤民。漢代發生戰爭時，“良家子”是軍官的來源，罪徒和商人子弟則是士兵的來源。宋代陸遊在《家訓》中告誡子弟：“仕宦不可常。不仕則農，無可憾也。但不可迫於衣食，為市井小人之事耳。戒之戒之！”似乎一入市井，便墮落下流。明代朱元璋建國後，打擊商人更不遺餘力。禁止民間從事海上貿易，把城市富民遷往荒瘠地區，藉故殺死巨商(如沈萬三)並抄沒家產，甚至規定商人隻準穿布衣等等，致使明初商業經濟急劇萎縮。商人不過做買賣賺錢，為什麼竟被視為洪水猛獸一般?關鍵在於穩定統治秩序的需要。帝王要使讀書做官成為獲得社會地位與財富的唯一途徑，把大多數人束縛在土地上，和簡單樸素的生活方式中。商人的財富和他們的享樂生活，在上層削弱了官府的權威，在下層引起人民的非份之想，最容易破壞專製政治和傳統道德。
這一種傳統影響於文學，特別是主要出於士大夫之手的詩歌，一般對商人也多取鄙視的態度。以白居易的《琵琶行》來說，那一位長安名妓“老大嫁作商人婦”，在作者看來是一種“天涯淪落”的結局。至於專門寫商人生活的詩，像元稹、張籍的《賈客樂》、劉禹錫的《賈客詞》、白居易的《鹽商婦》等等，都是用譏刺的口吻描摹商人的富足與享樂，並且常常拿農民的辛勞來陪襯。好像凡是不做官而有錢，就是荒謬，就是發不義之財。與此相聯係，中國古詩詞中寫城市商業社會的作品也非常少。偶爾涉及，難免謾罵一通。但不管怎麼樣，商業總是人類社會中不可缺少的行業；經商致富，是一條具有吸引力的生活道路。雖然受到政府的抑製，商業仍舊時起時伏地發展著。以蘇州的情況來說，本來在元代已經相當繁華，明初受到沉重打擊，蕭條近百年，到明中葉再度複興，成為全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祝允明的朋友王琦著《寓圃雜記》，有《吳中近年之盛》一條，說蘇州“閭簷輻輳，萬瓦甓鱗，城隅濠股，亭館布列，略無隙地。輿馬從蓋，壺觴盈盒，交馳子通衙。水巷中。光彩耀目，遊山之舫，載妓之舟，魚貫於綠波朱閣之間，絲竹謳舞與市聲相雜。”而蘇州商業最集中的地段，就在閶門。
文學同樣不能永遠漠視商人的存在。首先在麵向市民的通俗文學如戲曲、小說中，歌頌商人的作品，從元代開始明顯增多。在明代小說裏，可以看到《賣油郎獨占花魁》，寫一個賣油的小販獲得了絕色女子的歡心；可以看到《轉運漢巧遇洞庭紅》，寫一個落魄書生隨商人出海，無意之中發了一筆大財。而一些居住城市的詩人，也開始用同情的或是豔羨的筆調寫商人生活。
唐寅的《閶門即事》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從詩的語言藝術來看，並不是很講究。它的最大特點，是作者以商人子弟的身份，興高采烈地描繪閶門一帶繁榮的商業經濟。這裏既沒有傳統士大夫對商人的蔑視，也沒有狹隘地把金錢視為罪惡，更不帶一點自卑的心理。詩人把吳中即蘇州城讚美為“天下樂土”，又將閶門誇為樂土中的寶地。這裏有大量的金錢運轉不息，有許多美貌女子為商人獻歌獻舞，各種交易徹夜進行，各地方言喧喧嚷嚷，組成了一幅難以描繪的市井圖畫。從唐寅的筆下，可以感受到異常熱烈的商業生活氣氛，和一個年輕的商人子弟的快樂而自信的心情。這樣的詩，拿來與前麵所提及的那些仇視、辱罵商人生活、商業社會的作品相比，區別是多麼明顯！
人類的生活本是無比豐富，但有各種教條對生活加以否定，使文字能夠表現的內容變得單調。當文學中出現新的生活場景，或是以新的態度看待以往被否定的生活時，隻要詩人之心是真誠的，就應該承認這是文學的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