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有著中國農民的一切弱點，他們也有著脫離了生產關係（長期的或短期的）遊蕩的惰性。但事實卻把這些個打得粉碎，他們唯一的可能隻有服從事實，酷熱是事實，苦鬥是事實，生活或者死亡。而他們必得服從他們所屬於的群的大流，他們必得被群所創造，他們兩個的過去的凝固性該多麼強烈呀，但在群的創造之下，他們都成了英勇的戰士，而他們這些原始的野生的力，表現在這個當兒，反而更能看出我們這個民族所蘊蓄的力，一些個夢囈者說我們的民族已經腐朽，請他睜開眼看看這個民族的各色各樣的野力吧，多麼新鮮，又多麼慓悍！任何民族恐怕都沒有這樣韌性的戰鬥的人民！
他們的某幾種性格也是可以複現的，但也可以在不斷的克服的過程中退消以至於零。他們都是粗鄙的人，原不是什麼閥閱世家出身，所以他們要把最細膩的感情也都得靠著粗魯的手勢和言語來傳達。他們的自覺常常起於直覺。
我在這裏所謂的命運，卻要加以聲明的，這並不是什麼宿命論者的玩意兒。這是要請讀者諸君不要過份的善於理解。我所說的命運，就是這大時代所加給他們的任務。為了要達到任務，他們必需走一條路，這條路是他們必得走的，這民族的路。
其實，我是歡喜巴爾紮克更甚於莎士比亞的。我以為莎士比亞所寫出的是廣泛而洪大的，但他的結論依然把沒尾巴的猴子拴在命運的車輪後邊，雖然不必是老老實實的拖死，也許或者是一種愛液甜蜜的塗抹，但是，在那後邊卻依然有個頑皮的孩子，在那兒得意的狂笑。他依然繼承著希臘悲劇的傳統，他的悲劇的最高主宰者沒有變，那還不是人類的力量所可變的。而巴爾紮克便不同。巴爾紮克的一切“英雄”，沒有例外的，都是一種特殊的情欲。這種情欲對於他本人成為一種生理上的命運。而且，即使這種情欲的種子，是他們從娘胎裏帶了來的，那麼，這個種子也隻有在周圍條件的影響之下逐漸的發展出來，等到這種情欲的發展到了自己的最高點，（例如郭裏沃的愛情，格朗代的吝嗇，巴勒塔薩·克萊塞的研究科學的傾向，克萊維爾的虛榮心，郭洛男爵的感情主義）這情欲就成了無限製的統治者，它逐漸的把其餘的感情一個一個的克服，而把那個人變成了一個“單調的人物。”
“巴爾紮克的小說是凱旋的情欲的記事詩：在這些小說裏麵，人成了某種情欲的玩具，這種情欲統治著他，作弄著他，好像希臘悲劇裏的人是某種神道的玩具，那些神道用自己的影響引導這個人或者去犯罪，或者去做什麼英勇的功績。”
生活條件的改變，必然的要引起這種動物的機能，習慣和性格上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