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想寫一篇關於一九三三年在文壇上活躍的新起的作家作一個考察，題名就定作“一九三三年的新人”，但是以一年的限度，容易惹起讀者的誤解，以為這被討論的作家，是隻在一九三三年才出現的，而實際上我所想介紹的作家，又絕對沒有這樣的例，於是就改成如今的這個題目；但我的論題還隻是限於過去一二年間的作品的。
而且現在為著自己的能力所限，暫時隻能論及三個作家，那便是臧克家，徐轉蓬和沙汀。
臧克家
一本小小的題名《烙印》的詩集，是寫著這個作家的名字。這本小書裏包含著二十二首詩，使我們有充分的證據，承認那是作家的生活的“烙印”，他自己也毫不隱諱地說：
痛苦在我心上打個烙印，
刻刻警醒我這是在生活。（《烙印》）
無疑地，是因為在生活上感到了痛苦，他才寫了這些詩，因此從詩裏反映出來的作者的生活是陰暗的生活，那不獨使他自己怕，使看了的人也打冷戰：
我嚼著苦汁營生，
像一條吃巴豆的蟲，
把個心提在半空，
連呼吸都覺得沉重。（《烙印》）
活在這生活裏的人他比作以“苦汁營生”的“吃巴豆的蟲”，但從旁觀者看來，他好像是作繭自縛的蛹。可惜我不理解他的私生活，不能以他的生活的事件來做證，我隻知道他還是一個青島大學的學生，這隻能使我們沒有充分的根據當作一般的例來想像了。
一個青年的學生，還沒有看清實際的世界，可是他那詩人的銳敏的神經，已經頗能使他對於周圍的社會感到不安。於是他感到了生活的苦痛，就是他周圍的那些單純的孩子氣的小別扭或惡作劇，他都忍受不了，他認定那是：
一萬支暗箭埋伏在你周邊，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裏一回的不檢點。（《生活》）
但我們不能承認這就是作者生活上的真實的苦痛，那一半是緣於一般青春時的自然的苦悶，一半也是緣於對於未來生活的懸慮，這些，無論他怎樣認真地當作真實的痛苦而處理，也唱不了許多的歌；他焦急著要找一個敵人作對象，先使生命力興盛起來，露出戰士的容貌，出現在生活裏。然而誰是他的敵人呢？——他捉握不到一個具體的東西！但是正好一次民族的大事件激動了他，而且供給他一個仇敵的對象，於是他唱道：
應當感謝我們的仇敵。
他可憐你的靈魂快鏽成了泥，
用炮火叫醒你，
衝鋒號鼓舞你，
把刺刀穿進你的胸，
叫你紅血絞著心痛，你死了，
心裏含著一個清醒。（《憂患》）
他的這假想敵人不是他一個人的，那是我們整個民族的敵人，人類的敵人。看寫《憂患》的年月，那正是一九三二年三月，當上海一二八我們民族的大災難不久之後的時候，他所說的“炮火”或“衝鋒號”無疑是日本人發來的。但那對於作者的自身，隻是一個巨大的刺激而已，可是這刺激卻戰勝了他私人生活的一切的苦痛，隻是把它地寫成了個人的仇敵，他更適意地抒發了自己的憤慨。不過這刺激沒有持續多久，他的周圍的人們和他同樣地漸漸冷下來，他所想像的，那：
一隻手用上力，
推你到憂患裏，
好讓你自己去求生，
你會心和心緊靠攏，組成力，
促生命再度的向榮。（《憂患》）
事實明白地告訴我們，這偉大的曆史的事件並沒有警醒這受著幾重壓迫的近乎麻木的民族，沒有使我們民族的心“緊靠攏”，“組成力”，更不能促那吃巴豆的蟲的生命，再度地向榮。這時他的失望是必然的了，而這失望對於他都是有益的，使他的眼界更為闊展，以對於整個的民族的懸慮，壓倒了他個人的痛苦，他在氣憤失望之下，比這個民族為一匹“老馬”，一匹麻木不仁忍受一切痛苦毫無抵抗的老馬：
總得叫大車裝個夠，
他橫豎不說一句話，
背上的壓力往肉裏扣，
他把頭沉重的垂下——（《老馬》）
氣憤和失望的程度是和那刺激的程度成了正比例，不久就冷卻了。可是從此時代好像對他下了教訓，他再不能自歎自怨了，把個人的生活更多地移轉到社會裏來，他漸漸忘卻自己，成了一個社會的觀察者，以詩人敏感的心，想像著旁人的生活的痛苦了。然而他會感到認識和體驗的不足，他充其量隻能畫出一個生活的輪廓，遠不如他抒發自己的情感那麼自然，那麼親切，所以他仍然不肯放手他的老調子，像《萬國公墓》該是這時的詩。雖然那哀傷是染了一層更深的灰色，但已經不見個人的痛苦的掙紮，他的悲訴是旁觀者的悠閑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