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傳統意義上的文人，是一個影子。
至少，和今天意義上的文人，是不一樣的。
那天和朋友吃完飯，席間一位詩人說我開車送你吧。
夜色朦朧中跟著這位老兄走過去，赫然竟是一輛出租車。愣怔中朋友笑道：“這是我吃飯的家夥兒啊。”哦，原來詩人是靠開出租生活的。他說，這樣的生活自由。
早年間的文人可不是這個樣子的.那時候懂得文字的人很少，所以他們不會失業，也不會去開出租。連寫了字的紙，也不敢拿來亂用的，要集了在土地廟燒掉的，那叫“敬惜字紙”。
時代真是不一樣了，義務教育讓我們每個人都有機會當一當文人，所以，無論大家還是文人自己，都不再把自己當回事兒。
不過當文人還是稀有動物的時代，他們是很把自己當回事兒的。
他們把自己叫做“士”。
士為知己者死。
士不可不弘毅。
士可殺不可辱。
國家養士百年，仗劍死義，正在今日。
這說的都是中國文人對自己的期望。
瞿秋白被槍斃的時候，一路用俄文輕吟《國際歌》，步態輕盈，至槍決地選好地方，席地而坐，對劊子手微笑道：“此地甚好，開槍吧。”
一聲槍響，秋白死矣。
資料中留下了一張他最後的照片：手裏拿了一支紙煙，神態仿佛閑餘和友人聚會時候一樣。
有人說，瞿秋白到死骨子裏都是一個文人。
我這一篇裏，就想寫寫這些可以稱作“士”的文人們的影子。
玲音之城——閑談好男人
一
一次，在文章中提到林徽因選擇梁思成，是她的聰明。於是有朋友問，梁思成與金嶽霖比，如何？與徐誌摩比，又如何？
事實上，我那篇文章中還有一段話也頗容易引發爭議，因為我在對張愛玲、林徽因的對比中，講張愛玲在婚姻的選擇上不及林徽因，她嫁的胡蘭成隻能算二等好男人。
這評價麻煩可就大了。單單說胡蘭成是二等好男人就會引來完全相反的指摘——或者說那家夥可是漢奸啊，還能算好男人？或者說老薩你可得去看看《今生今世》啊，二等好男人能夠寫出那樣的作品來嗎？
一百個演員，就有一百個哈姆雷特，何況一千、一萬個觀眾呢？
薩的看法屬於絕對不權威。
這裏的“好男人”，隻是對嫁給他的人而言，所謂胡蘭成是二等好男人，薩是有一個標準的，徐誌摩與之相若，而金嶽霖先生，在我看來至少是一等的好男人。而梁思成除了是一等好男人，還有一點獨特的東西，我想，這也是林徽因選擇他的聰明之處。
在選擇伴侶的時候，或風流倜儻，或才華橫溢，或有趣多情，如徐誌摩，胡蘭成輩，便可稱得上二等好男人了。其實，很多女孩子心中的偶像，大體如此。至於胡蘭成做了漢奸，對張愛玲來說，她是無心分辨的。我想，林徽因初遇徐誌摩，與張愛玲初遇胡蘭成，心中的感受不會相差太多。
其實，林、張的婚姻生活，誰更快樂，是很難分辨的。
張愛玲得到了胡蘭成，那種快樂宛若小兒得餅。胡蘭成是她的天，她在給胡蘭成的照片上寫道：“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作為男人來說，胡蘭成的確風流，而他對張愛玲並非無情，他是這樣寫過的——“愛玲這樣小氣，亦糊塗得不知道妒忌。”這句話說得愛憐橫溢，盡管胡蘭成的人品頗受非議，但如果沒有段正淳一樣的多情，也就不是胡蘭成。張愛玲對胡蘭成的風流，恐怕愛和恨是很難分清的。從張愛玲的文字中，我們可以看到，張胡在一起的日子裏，一丁點兒的快樂，都會被張愛玲放大到如一個大餅一樣大。
林徽因與梁思成的婚姻，多年來人們議論中講林或有感情以外的考慮。然而，我的一個朋友是梁家親戚，回憶起家人談梁林，那種羨慕與略帶醋意的語調，即便隔了幾十年仍然讓人感覺撲麵而來——林徽因在建築設計上有著過人的敏感，然而，隻有她的家人知道，這位才女在和梁思成一起工作的日子裏，從來隻肯畫出草圖便要撂挑子。後麵，自有梁思成來細細地將草圖變成完美的成品。而才女林徽因這時便會以頑皮小女人的姿態出現，用各種吃食來討好思成。
這段軼事，是2003年的時候才知道的，以之詢於中央美院參加過人民英雄紀念碑設計組的教授，那位一貫藝術家風度極強的老先生，臉上露出的是孩子氣的微笑：
梁思成不在的時候，林徽因的圖並不是不能自己畫。
也許，她要的就是這種被思成寵著的感覺。而寵著林徽因，隻怕也是梁思成最大的快樂。
女人，有時可以不講理一下？
女人，有時可以不講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