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羅庚先生是個很有特色的人，早年在中關村南區的馬路上經常可以看到老人散步的身影。他的身材微胖，走路速度慢，拄著拐杖，左腿邁出去總是一彎一彎的。後來聽人講，華老早年生過重病，後遺症是腿瘸了。他當年腿上的毛病還要重，走一步腿需要畫一個圈子，自稱是“圓和切線運動”，在美國動了手術才治得好一點。
那時候路上的人見到華老，都會自覺地讓出條路來。我記得一次看到華老散步的時候是一個人，隨口問是不是華老在一邊散步一邊思考問題？人家說華老的夫人在住院；還有一次我看到他可能是遇到了熟人，就和那個人站著說話，笑眯眯的。說著話用拐杖朝上指指天，這時候他的大衣就滑下來，於是用手拉住重新披到肩上，過了一會兒又指指天，又滑下來……
後來有好久不見老先生散步，問起來，才知道華老已經去了。
華老是在出國訪問的時候走的，當時剛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學術演講，比預期的要長，走下講台就猝然離世。
那一段時間，出國訪問的中科院專家在外麵猝然離世的不在少數，大家比較熟悉的還有鍾家慶先生，也是倒在講台上。而我還知道一位人們不太熟悉的研究員，名字和《北京人在紐約》的主角相同，叫王啟明（不是今天的王啟明院士，那位是研究物理的，我認識的這一位是研究數學的）。王啟明研究員曾住我家對門，80年代訪問美國時疾逝。
今天的人們，很難想象在經過“十年浩劫”的束縛後，這些科學人員在工作重新走上正軌的時候是怎樣的一種激動和痛苦——激動，是因為終於盼來了科學的春天，痛苦，是因為睜開眼睛，人家已經跑到了我們前麵那麼遠。很多人或許還記得當年在整個科學院奔騰的祝酒歌歌聲，那種發自內心的喜悅和激情，這之前我沒有見過，這之後，我們也已經好久沒見到了。
終於有機會做事業了，他們能不拚命嗎？
那個時代科學院不斷地重複著白發人送黑發人的情景，那一張張死神的請柬，背後是中國科學人員不甘人後的尊嚴。
猶憶80年代初期，數學所蘇式灰樓裏不滅的燈火。前些天回國，在科學院軟件小區的院裏散步，已經夜深，忽然看到大樓雖然蓋了新的，裏麵依然是不滅的燈，一如日本大阪禦堂筋兩側深夜的寫字樓。
那時，淚忽然湧了上來。
跑題了，讓我們回來看看華羅庚先生怎麼對付學者們的公款吃喝。
學者是知識分子，華老也是知識分子，知識分子有知識分子的辦法。
於是，各個研究室的頭頭腦腦們（都是學術骨幹）有半個月等不到公款吃喝的報銷了。
正在狐疑中，華老忽然傳話來——某日某時到四不要禮堂餐廳，我請大家一起吃館子。
啊，華老請吃飯，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得到通知的人個個臉上飛金。
為什麼不得了呢？原因是華老極少請客，如果請，必是錢學森、吳有訓等數理化學部的幾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這是因為數理化學部的上層有個傳統，大家經常聚餐，借以討論問題，飯費則輪流坐莊，可以說是個科學界的超級沙龍。華老雖然不喜歡請客，但這種交流他是必要參加的，吃了人家的隻好回請。
所以大家就可以理解能吃到華老的大菜，是何等的榮耀。從輩分和學術水平來說，這次被宴請的都是低了一個檔次的學者，收到請柬不免有人心中暗想——難道我，我的水平也達到能和華老他們一起吃館子了？！
估計有人早上起床看老婆都驕橫幾分。
果然是水陸雜陳，邊吃邊談，賓主盡歡。吃到快算賬的時候，拿著服務員的賬單，華老說我出個數學題啊，大家算算鄰座吃的喝的，折合起來能有多少錢。
都是每天數數都數不清了的主兒，這個話題俏皮又讓人覺得有趣，大家就嘻嘻哈哈，半真半假地算起來，方程，微分，什麼招兒新鮮上什麼。算出結果和賬單一對，還差十三塊兩毛。
華老說算得對嗎？
那還能不對？數學所的大拿連賬都算不清還混嗎？
華老掏出十三塊兩毛，放在賬單上飄然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