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段文字中，作為知情人內山先生揭露，日軍攻占香港後，日本軍部曾專門派出憲兵搜捕避居南方的梅蘭芳先生，並將其軟禁後挾持赴滬。這與傳統上認為梅蘭芳先生在香港是感到日軍威脅後自行前往上海避禍的說法有一定差異。由於當時的上海是敵占區，梅蘭芳先生1937年就是為了躲避日人逼迫，不做文化漢奸而避居在香港的，香港淪陷後他轉道已經被日軍占領的上海，而不是避居海外或者前往內地確實有不合邏輯之處。內山提供的信息，或可解釋這一問題。
內山並提到，在梅蘭芳於香港被日軍尋獲之時，已經蓄起了八字美髯，並表示這是自己告別舞台藝術的紀念，堅決拒絕了為日方演出的要求。
按照內山的說法，日方和漢奸勢力很清楚梅蘭芳這是在故意推托，因此使用了種種威逼利誘，試圖強迫梅蘭芳與他們合作。然而，梅蘭芳剛毅不屈，“如同磐石一樣堅決”。
這種威逼利誘，在內山先生的文字中僅僅短短一段而已，然而，在中方的材料中可以看到這一段話背後的險惡。在史料《抗戰時期梅蘭芳蓄須明誌罷歌罷舞》一文中，可以看到梅蘭芳夫婦怎樣麵對汪偽76號特務頭子吳四寶的威脅——
梅夫人來到汪偽政權特務機關的76號宅院。特務頭子（吳四寶）勸她說：“幾年不見梅老板，聽說蓄起了長長的胡須，是不是為了在國民麵前要個麵子？我看大可不必，太太應該關心他才是。如今日本人當道，還是識相點為好。”梅夫人當即回擊說：“梅蘭芳是個中國人，豈能出賣祖宗、放棄節操！”吳四寶聽後勃然大怒，指著梅夫人惡狠狠地說：“梅老板唱了幾十年的戲，大概還沒有領教過我吳某所導演的‘舞台’吧。”說完，硬領著梅夫人去看鐵門裏血淋淋的刑具，接著又陪梅夫人赴宴。梅夫人坐在桌邊，始終不動嘴巴，不動筷子，以沉默抗爭。特務頭子便伸出罪惡之手，端來一罐硝鏹水進行威脅，梅夫人毫不畏懼，鎮定自若地說：“硝鏹水豈能毀掉他的國格和人格！”言罷，拂袖而去。
讀到此處，忍不住拍案而起——好一個梅先生，好一個梅夫人！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之後僅僅一天，梅蘭芳就剃掉長須，參加在上海的救濟災民慈善義演，一時民眾歡聲雷動，籌款達五十萬元。內山完造在他的跋中，也記述了這件事。
在跋的末尾，內山先生慨然道：
“藝術大師梅蘭芳萬歲！蓄抗戰之須的偉丈夫萬歲！”
雖然書卷已經發黃，然先生那種梅花傲雪的骨氣，依然通過異國的文字撲麵而來。於是，忍不住寫下這篇文字，算作對這位京劇名家的一點紀念。
孤獨的中國女兒——鄧麗君
曾看到台灣作家席慕容的一段往事。
小的時候，她最喜歡唱李叔同的《送別》，而她一向嚴肅的父親有一天忽然要她唱來聽。受寵若驚的慕容於是認真唱起來，但隻唱了一句，便被父親打斷——“怎麼會是長亭外呢？不是長城外嗎？”席慕容說歌詞本來就是長亭外嘛，說著要給父親找曲譜來。父親卻根本不看，隻是懊喪地離去，口中喃喃自語——“怎麼會是長亭外呢，我一直以為這首歌唱的是我們老家……”
席慕容的老家在長城以外。
當時看這段故事，隻是匆匆，而當在外麵漂泊了多年以後再讀，忽然熱淚滿眶，終於明白對於一個離開了故鄉的中國人來說，這段文字是怎樣的讓人情不能堪。
鄧麗君的老家，其實離長城也不遠的，她的父親鄧樞為，是河北省大名人。
如果說得到的榮譽和喜愛，鄧麗君，大概是那個時代的歌手中獲得最多的了。打開日本紀念鄧麗君的網頁，撲麵而來的，是日本歌迷們對特蕾莎·鄧（鄧麗君英文名）的愛稱——“亞細亞的歌姬”。
這個稱呼不能直譯，因為日文中“姬”的含義與中文不同，是“公主”的意思。
歌壇上的“亞洲公主”，是歌迷們給鄧麗君最貼切的評價吧。
曾問一位日本“中華藝能”的歌手，為何歌迷對鄧麗君的喜愛長盛不衰，答曰：“人如其歌。”沉默片刻，又補充道：“美國人可以征服世界，用槍，中國人也可以征服世界，用鄧麗君的歌聲。”這和為鄧麗君《愛人》一歌作詞的日本音樂家荒木豐久的看法不謀而合。荒木回答這個問題時說：“因為鄧麗君的性格中，有著日本女性已經沒有了的那種清純和溫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