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的改革實踐表明，盡管各地采取了許多行之有效的微觀措施，包括完善勞務市場、多渠道分流和破產兼並等，但是企業富餘人員問題卻依然十分嚴重。當宏觀經濟出現波動時，市場疲軟導致企業出現銷售不暢，資金普遍周轉困難，開工不足，閑置設備和人員大量增加，即使許多優勢企業也難免會受到影響，進行收購兼並和多元化投資的能力降低，籌集社會保障基金的難度增大，企業深化改革和進行公司製改造也會受到影響。如果作為社會就業主渠道的國有、集體企業吸納就業的能力明顯降低，而每年新增的1000多萬勞動人口需要就業，失業人口可能迅速增長，整個社會的就業形勢必然麵臨沉重壓力。
（二）如何才能兼治通貨膨脹和就業困難
近年來，我國正麵臨著改革以來最嚴峻的宏觀就業形勢，其背景是1992—1995年宏觀經濟的較大波動，出現了“泡沫經濟”和通貨膨脹，以及隨之而來的宏觀緊縮環境。當前正值我國國有企業進行改革攻堅的關鍵時刻，如何進行宏觀調控，克服通貨膨脹，為企業改革創造寬鬆的就業環境，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由於當前宏觀經濟矛盾的成因比較複雜，既有改革中舊體製難以轉軌的因素，又有市場經濟盲目性造成的新困難，因此，我們需要作深入的具體分析，探索對症下藥的治理對策。
1992年我國各地出現了開發區熱、房地產熱和炒地皮、炒股票熱。全國的房地產公司數量從3000多家猛增到近2萬家，大多數的業務隻是炒地皮和房產，反複倒手，層層加價，造成土地和房產價格的狂漲。1992年股市開放後，股價暴漲，投機旺盛。在“泡沫經濟”暴利的驅動下，全國各地大辦公司，到處搞社會集資，金融秩序混亂，1992年專業銀行淨拆出資金增加593億元，約30％用來炒地皮，僅南方的海南和北海就流入了150億元和50億元搞房地產，後來大部分成了呆賬。“投機泡沫”占用和浪費了大量社會資金，致使工農業正常生產出現了嚴重的資金周轉困難。
我們可用宏觀經濟理論對1992年以來我國的“泡沫經濟”和隨後的宏觀調整過程進行深入的分析。1992年我國房地產、股票市場的活躍起到一定刺激經濟的作用，推動總需求的擴張，並通過產業關聯推動建築、建材、機電等行業供給的增加。但是，“泡沫經濟”初期的總需求增加是投機旺盛造成的，缺乏真實的經濟基礎，當其虛假繁榮發展到一定程度勢必破滅，迫使總需求和總供給大幅度下降，而且“投機泡沫”擴張得越大，破滅後造成的經濟損失也越大。1993年政府果斷采取的整頓金融秩序的措施，及時防止了泡沫的過度膨脹，從而也縮小了泡沫破滅必然帶來的經濟損失，這是1993年調整的曆史功績。1993年調整的特點是從壓縮膨脹的總需求入手，不僅控製固定資產投資，而且也嚴格控製銀行信貸和拆借，對於迅速抑製泡沫投機起到了良好作用。調整後工業部門特別是生產資料的生產和價格水平也受到一定抑製，企業開工率下降，設備和人員的閑置增加。由於工業部門的正常運轉也受到很大牽連，緊縮一段時期後銀行信貸略有放鬆。但是，由於1994年推出放開糧價等一係列價格改革，促使肉、副食等價格上漲了一倍，加上1993年生產資料價格放開的滯後效應，通過對各個行業工資成本和生產成本的影響，造成了全麵的成本推動型物價上漲，壓縮了有效資金供給，使總供給和總需求水平均受到進一步抑製，企業經營和資金周轉更加困難，宏觀就業困難進一步擴大。1994年我國出現了改革以來最嚴重的物價漲幅，消費物價指數高達24.8％，零售物價指數高達20.7％，其中農副產品漲價因素占了80％。為了抑製物價上漲，政府通過緊縮的宏觀政策進一步壓縮總需求，控製固定投資和信貸規模，物價漲幅雖然受到一定抑製，但生產資料部門的結構性需求不足更為嚴重，並且通過產業關聯效應影響到其他經濟部門，付出了企業冗員和失業狀況更為嚴峻的代價。
我國曾於1985年和1988年發生經濟過熱導致的通貨膨脹，其原因是總需求擴展過多，采取宏觀緊縮政策壓縮總需求，抑製通貨膨脹的效果較好。目前，我國麵臨的是價格改革推進型物價上漲與大量企業冗員、失業並存的宏觀經濟形勢，兩種困難的產生原因都是總供給方麵先後受到一連串的打擊，其中包括“泡沫經濟”造成的資源消耗和浪費，宏觀緊縮帶來的市場疲軟和資金周轉困難，以及價格放開後造成的生產成本上漲過猛，導致有效需求和資金供給下降，這種宏觀經濟矛盾明顯不同於以前的總需求過熱，現在通過宏觀緊縮政策壓縮總需求，抑製通貨膨脹的效果不佳，而且付出代價較大，會使原有的企業資金困難和宏觀就業矛盾更加嚴重。當前宏觀經濟形勢的特點，同我國改革初期的經濟困難有一定相似之處，當時“洋躍進”的經濟過熱同“泡沫經濟”一樣，消耗和浪費了正常部門的大量資源，使正常部門的總供給和總需求都受到沉重打擊，造成了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與就業危機，如果為抑製通貨膨脹采取過緊的宏觀調控政策，會進一步加劇正常部門的困難。由於“洋躍進”的政策失誤，以及“文化大革命”遺留的經濟問題，經濟結構嚴重不合理，企業吸納新勞動力的能力明顯降低，被迫調整後建築行業和工業企業都出現了大量冗員，加上“文化大革命”後1700萬名知識青年全部返回城裏，人口增長失控使待業人數猛增，我國1997年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高的公開失業率，有數千萬人需要安排工作。一種宏觀調控辦法是像1962年那樣采取緊縮的財政、金融政策壓縮總需求，進行集中統一的行政幹預，但是，這種做法在新形勢下難以實行，原因是曆史的積累欠賬太多，單純壓縮總需求不利於改善人民生活、就業困難和社會穩定。由於不能沿用1962年用大規模下鄉的行政辦法安置企業冗員，而且還必須解決大批回城的知青的就業問題，因此，必須探索一種既能夠通過發展經濟解決宏觀就業困難，又能夠克服通貨膨脹和經濟結構失調的兩全之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