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改革初期我國麵臨著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宏觀就業危機，但是，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的正確方針指導下，我國創造了通過改革搞活和調整結構來解決就業危機的成功經驗。我國這次調整主要從增加總供給入手，由於國家財政困難不能增加投入，主要通過“搞活微觀”的改革政策，增加企業留利和內部積累，激勵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我國改革初期並未采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倡的“放開物價、管緊貨幣”政策，而是謹慎漸進地推行價格改革，配合搞活經濟的金融改革政策，充分發揮銀行廣泛籌集和靈活運用資金的作用，幫助工業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調整產業結構，大力發展農業、輕工消費產品生產，促進重工業調整服務方向。1979—1983年，我國的貨幣供給和銀行貸款增長較快，如銀行和信用社的農業貸款增加222億元，是改革前30年農業貸款淨增加額的142％，對工業企業也發放了大量中短期設備貸款，支持技術改造和調整產業結構，許多人擔心這是在通貨膨脹情況下繼續放鬆銀根，會造成信用膨脹，但後來事實證明，當時政府注重支持改革和增加供給的貨幣政策是正確的。經過兩三年的時間，我國國民經濟出現了農、輕、重工業協調發展，市場供應充裕，品種豐富，物價穩定，人民生活改善的良好局麵。1979—1984年間，由於宏觀經濟形勢的改善，我國不僅沒有像1962年那樣用下鄉的辦法安置2000萬企業冗員，反而新安排了4600萬人就業。城鎮中的全民和集體所有製單位，都安置了大量新就業人員，其中全民單位占50.38％，集體單位占49.6％。個體勞動者也從1978年的15萬人增加到1984年的339萬人。更重要的是，1979—1984年持續地、大規模地安置就業，不但沒有降低勞動生產率和工資水平，而且促進了經濟持續增長，勞動生產率逐年提高，職工收入也不斷增加，從而實現了國民收入、就業水平和經濟效益的同步增長。這樣不僅消除了企業的宏觀性冗員，而且一舉解決了曆年積累下來的知青失業問題，使失業率從1979年的5.9％下降到1984年的1.9％。
第110章 附錄(2)（3 / 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