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指出，適當增加對國民經濟的瓶頸部門的固定資產投資規模，不應是為了追求經濟增長的高速度，而應是為了提高經濟增長的效益，使社會中閑置的勞動力和生產能力得到充分的利用，消除社會資源的浪費現象。如果盲目追求高速度，超過了現有勞動資源和物質資源的供應能力，無疑會造成通貨膨脹，但是，也不能認為宏觀調控政策應“緊縮”一些才是穩妥、保險的。這是因為，現實經濟中勞動資源、物質資源和生產能力如果出現了較多閑置，就會通過乘數效應帶來一係列部門的不平衡，壓縮經濟效益和生產能力，直到達到閑置資源消失的更低均衡點為止。就是說，社會資源的閑置不僅本身是一種浪費，而且還會造成經濟失衡和生產能力的倒退，導致更大的經濟損失。實現我國經濟增長從外延方式向內涵方式的轉變，要求充分提高現有資源的利用效率，如果大量社會生產能力和人力資源處於閑置狀態，就會造成很大浪費，難以實現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市場經濟具有一定的盲目性弊病，盡管每個企業努力提高微觀效益，但是，宏觀經濟波動依然會造成巨大的資源浪費。正因如此，當西方國家出現了失業和生產能力過剩時，往往擴大公共投資，采取政策措施鼓勵企業擴大更新設備投資，推動投資品行業的複蘇，采取優惠政策鼓勵居民購買住宅，以消除資源的閑置並恢複經濟平衡。例如，美國羅斯福總統采取的“新政”政策中，大力發展公共工程和社會基礎建設，以緩解1929年“泡沫經濟”後的經濟蕭條和嚴重失業危機；近年來日本為消除20世紀80年代“泡沫經濟”的後遺症，增加了數十萬億日元的公共開支，以促進總需求，增加就業機會，緩解銀行和企業的債務拖欠，等等。
實踐證明，長期實行緊縮政策對企業效益存在許多不利影響，20世紀80年代改革中我國國有企業的虧損麵一直很小，1988年僅為10％，1989年實行緊縮政策後，1990年驟然上升到27％，增加了接近3倍，虧損總額也從1988年81億元驟然增加4倍，上升到1990年的348億元。1993年緊縮以來，國有企業的虧損麵和虧損額都比上一年大幅度增加，達到1994年的44％和486億元。20世紀80年代初，我國麵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壓力，但是我國並未采取過緊的貨幣政策，而是謹慎地進行價格改革，通過搞活金融的改革政策，幫助企業進行技術改造和調整結構，通過增加總供給有效地控製了通貨膨脹，通貨膨脹率保持在10％以下，盡管銀行的一些放貸也有失誤，特別是對鄉鎮企業的貸款，但由於促進了經濟順利發展，企業效益較好，很少有三角拖欠，各專業銀行的資產總額迅速增長，整體呆賬率較低。1989年至今，我國經濟大部分時間處於緊縮的宏觀環境中，1992年雖然所有放鬆，但由於“泡沫經濟”的不利影響，反而進一步消耗了工業部門緊缺的資源，這些不利因素是造成國有工業的資金周轉困難，虧損麵長期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銀行呆賬率和企業間三角債也大幅度上升。對一些大中型企業雖然發放了解困性貸款，但往往很快又被三角債拖死，難以從根本上解決資金普遍緊張的矛盾。1993年盡管采取了緊縮的金融政策，由於1994年放開糧價等一係列價格改革的影響，通貨膨脹率反而上升到24％，為改革開放以來的最高峰。這說明，在對待宏觀調控、經濟改革與治理通貨膨脹關係上，我們更應該重視改革初期的成功經驗，而不應受貨幣主義“放開物價、管緊貨幣”教條的影響。我們應像改革初期那樣，努力探索出一條既能防止和控製通貨膨脹，又能避免對生產和就業產生負麵效應的有效途徑，這樣就能獲得巨大的宏觀經濟效益。物價穩定和充分就業都直接關係到人民的財產保值和安居樂業，即使兼顧兩者存在一定困難，我們也應千方百計探索出一條能夠全麵維護人民利益的道路。
（本文原載《中國工業經濟研究》1996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