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尋找大牛市： 人口學的思考與需求潛力的挖掘
g找大牛市的契機，必須將中國最重要的國情之 人口因
素——計量進去。除了前麵論述的政府的製度性安排之外，未來 大牛市還源於由世界金融危機孕育出的中國另一新的經濟増長點——內需升 級。內需升級是由一係列中國特有的人口因素決定和促成的，包括新農村建 設的推進、城市化進程加速、中產階層消費群體的迅速崛起，以及由龐大國 內人口促成的消費市場。我相信，隨著人口因素推動作用的顯現，一輪前所 未有的消費浪潮正席卷而來。未來，內需拉動將和製造業升級、七大戰略性 新興產業、區域經濟等合力托起中國新一波的增長榮景。
本章試圖再尋找大牛市的契機，研究和探索未來拉動中國內需升級的人 口因素。
人口紅利：中國經濟的劉易斯拐點？
從曆史上看，中國一直是一個人口大國。新中國成立之初，中國的人口 總量是5.4億。在“人多好辦事”思想的引導下，中國的人口增長迅速，到
1969年，人口就已經超過8億。進入20世紀70年代後，中國開始把計劃 生育提上日程。不過，這時的計劃生育政策並沒有得到很好的落實。1982年， 中國將計劃生育正式定為“基本國策”。有專家測算，自20世紀80年代實 行計劃生育政策至今，中國至少少出生3億人口。但曾經推行的人口政策最 終形成的當今13億多人口的現實則不容諱言。
從人口波動情況看，1949年新中國成立改來，中國大致經曆了 3次人 口轉變：第一次生育高峰發生在1950-1957年。這段時期平均生育率高達 35.56%，約有94%的婦女生育3個孩子，近半數的婦女生育6個孩子。這 個階段的人口基數比現在小，但平均每年出生的人數仍髙達2 088.5萬人， 第二次生育高峰發生在1962?1971年，持續時間長達10年。這個時期的平 均出生率仍處於較高水平，高達32.32%,每年的出生率都達到30%以上， 平均每年的出生人數高達2 795.2萬人，比第一次生育高峰期的平均數髙出 了 700多萬人，第三次生育高峰發生在1981~1990年。這個時期雖然實行了 嚴格的計劃生育政策，但出生率仍相對高於20世紀70年代末期和90年代 以來的出生率。這段時期出生率的平均值為21.34%，比第二次生育髙峰期 的平均值下降了 34%左右。到第三次生育髙峰結束後，中國人口規模又上 了一個台階，達到11.4億人。
對一個國家來說，無論是經濟增長目標，還是經濟增長方式，都必須符 合人口發展的規律與特點。消費、投資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推動力，而人口因 素對這兩方麵都有直接影響。
首先，人口對消費起著主導與決定作用。人口規模和收入水平決定了 消費規模和消費能力。與建國初期相比，中國人口規模和收入水平都有很大 增長，現在的人口規模差不多相當於那時的3倍，人均收入水平更是提髙 了 100多倍。1949年，中國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大約隻有100多元人民幣， 1980年大約為460元，到2009年已經達到23 000元人民幣。相應地，消費 規模和消費能力也都得到了極大提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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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如此，中國人的消費習慣和消費方式也發生了巨大變化。建國初期， 中國的恩格爾係數達到80%，農村地區更是高達90%。換句話說，那個時期 人們的收入主要花在填飽肚子上。到了 2009年，中國農村的恩格爾係數下 降到45.5%,城鎮的恩格爾係數大約隻有36.7%。與此同時，居民用在其他 商品和服務方麵的消費支出大大增加。
其次，人口的生育周期對消費結構、投資結構形成周期性衝擊。正如我 們在前麵提到的，中國第二次和第三次人口生育髙峰期出生的人口，目前正 好處在21?49歲這個年齡段，這個年齡段的人，在人的生命周期中，無論 是收入水平還是消費能力，都是最強的。這也是導致當前房地產熱、汽車 熱、教育熱、旅遊熱、醫療保健熱等的重要人口基礎。
再次，國民的儲蓄行為也會影響投資行為。從經濟學角度看，儲蓄和投 資是一枚硬幣的兩個麵。由於中國人傳統的儲蓄觀念根深蒂固和社會保障體 製的缺失，導致儲蓄率一直居髙不下，用儲蓄進行投資的缺口始終存在。這 意味著在資金緊缺的中國，還有相當部分的儲蓄沒能被有效利用，大量儲蓄 資金在金融機構休眠，使得中國資金的使用效率非常低。大規模儲蓄成為潛 在的“投資衝動”的一大誘因。
那麼，人口轉變又是怎樣通過對消費製度變遷的作用來影響經濟増長 的呢？首先，人口轉變為經濟增長帶來了潛在的人口紅利。人口紅利是一個 比較通俗的說法，指的是勞動力充裕進而出現了勞動力廉價、雇工便宜的 現象。正是因為中國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髙出生率造成了之後幾十年充 足的勞動力資源，這使中國可提供大量廉價的勞動力。因為人口多，勞動力 價格、工資價格就降下來，從而使中國的勞動力、中國的產品在整個國際市 場顯得相對廉價。20世紀60年代以來，在整個東亞經濟髙速增長中，中國 的人口紅利對國內生產總值的貢獻率為25%~34%，而在“東亞奇跡”時期 (1974-1996 年），更是高達 34%?50%。
經濟史學家利用歐洲和北美17個國家1870~1913年的經濟增長率和人
口結構數據進行分析也得出結論：美洲新大陸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率比 舊大陸髙出0.47個百分點，這90%以上可歸結為新大陸人口結構方麵的優 勢，即通過具有年齡選擇特點的大規模人口遷移相對提高了人口結構的生
產力。
人口轉變通過髙儲蓄率、充足的勞動力供給和低撫養比，使得中國從 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享受人口紅利。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總撫養 比下降對中國儲蓄率提髙的貢獻率約為5%左右，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貢獻率 為25%以上。
第二，人口轉變通過人口增長、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影響經濟規模、 最終消費和勞動生產率，進而影響消費率。一般來說，人口規模大、消費水 平高、增長速度快，會提髙一個國家或地區的消費率。
我們預判，未來1〇~15年，在老齡化社會到來之前，是中國經濟充分享 受人口紅利的最佳時期，因為這個時期對勞動力的需求量預計還很大。因為 中國勞動力眾多，每年新增人口就高達1 200萬以上。2009年發布的《國家 人口發展戰略研究報告》指出，大規模的勞動力流動現象在未來20年內將 持續存在。按人口城市化水平年均增長1個百分點測算，今後20年將有3 億農村人口陸續轉為城鎮人口。這表明，城鄉勞動力供大於求的局麵將長期 存在。
從人口結構特征看，中國勞動人口的規模龐大，勞動力資源充足。 16~64歲的人，2016年將達到9.9億的峰值，2050年為8.7億，比2000年 還多2 800萬，高於目前發達國家勞動人口的總和。從市場容量看，中國人 口總量大，人均收入仍處於較快增長階段，內需潛力巨大，這必將成為較長 時期拉動中國經濟平穩較快增長的強大動力。
無論是新增勞動力，農村勞動力轉為城鎮人口後還是勞動人口，他們都 需要吃、穿、交通、結婚、住，還要養老。在這個曆史時期，中國作為一個 具有巨大發展潛力的發展中國家，將有一個相當長的工業化發展過程。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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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業化必需的硬件設施（包括道路、交通、公用設施、房屋等），中國還將 經曆一個在粗放型發展模式基礎之上的集約化過程，然後慢慢變成一個成熟 的工業化國家。這個工業化的過程，就是中國繼續享受人口紅利的過程，勞 動力也將在這一過程中找到用武之地。因此，在宏觀政策上，也是消費升 級、優化產業結構、轉變經濟増長方式的最有利時機。我預估，2015-2020 年，人口轉變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將髙達34%左右，達到峰值。之後，直 到2030年，中國的人口紅利仍然可觀，隻不過這個人口紅利在2015年之前 是累進的，而2015~2030年的貢獻率是逐步降低的。
新農村建設推動國內消費需求的跨越式增長
早在20世紀末，就有人開始關注中國經濟在持續高速增長後必然會麵 臨的產能過剩問題。世界銀行副行長、首席研究員林毅夫就是關注這方麵問 題的典型代表。他在20世紀末就開始對中國固定資產投資持續快速增長表 示擔憂，並預測中國經濟未來必然要麵臨產能過剩問題。由此，他提出了在 中國開展“新農村運動”的主張。其主要觀點是：
1.在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投資和消費需求不足、市場極度疲軟、物 價不斷下降的新形勢下，刺激總需求對啟動當前經濟增長是十分必要 的，這是中國經濟得以走出困境的關鍵。
2.與貨幣政策相比，財政政策對經濟的作用更直接，政府能按自己 的意誌行事。但是，僅僅依靠財政支出來彌補民間投資和消費不足是難 以長久奏效的。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以來，中國政府雖然加大了財政 對基礎建設投資的力度，但對拉動社會總需求的作用一直很有限。
3.中國經濟能否在較短時期內擺脫困境，取決於經濟中是否存在著 因結構原因而未實現的社會需求，以及政府政策是否能給這種蓄勢待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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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需求創造一種實現的充分必要條件。否則，中國經濟隻能靠各個產業 淘汰大批效率較低的企業來達到供給和需求的平衡。這個過程將是痛苦 而漫長的，其代價之昂責也是可以想見的。
4.與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時期的美國、20世紀90年代至21世紀 第一個10年的日本相比，中國有一個得天獨厚的條件，即中國有廣袤 的農村市場。這個市場潛力#■大，在中國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遠未飽和。 因此，一旦農村市場得以全麵開拓，將對中國整個國民經濟產生極強的 乘數效應。它將成功啟動疲弱多年的中國經濟，和中國城市經濟一起形 成良性循環。
5.開發中國農村市場的努力已有好多年了，效果卻一直不佳，其原 因不在於農民收入太低，而在於與消費耐用品不釔套的基礎設施。農民 即使買得起彩電、冰箱、洗衣機，卻沒有電、電視信號、自來水等基礎 設施的配套。這一問題在經濟落後地區和邊遠地區尤甚。
6.為了刺激國內消費需求，使中國早日走出生產能力普遍過剩所導 致的需求不足、市場疲軟、物價不斷下降的惡性循環，政府應該動用財 政力量，在全國範圍內發動一場以實現農村自來水化、電氣化、道路網 絡為核心的“新農村運動”，加快農村基礎設施建設。
在這篇於1999年倡導“新農村運動”的論文發表6年後，建設新農 村的觀點被中央采納，寫入了 2005年的中央文件裏。2006年3月確定的 “十一五”規劃的六大任務中，頭一個就是“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3月4 日中國政府第十屆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開幕，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進行新農村建設。至此，新農村建設也顯現出大概的輪 廓：
1?改善鄉村基礎設施，未來5年中央財政支出1 000億元用於進行
鄉村公路網建設，並以沼氣設施為重點改善鄉村人居環境；
2.改革農村稅費體製和縣鄉財政體製，強化縣一級、弱化鄉一級財
政職能。2006年起開始停征農業稅，免除西部地區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2007年起取消全國範圍內農村義務教育學雜費；
3.擴大農村合作醫療，並在2010年前投資200億元建設鄉村衛生
室和文化室。
我們不能不佩服林毅夫當年具前瞻性的洞察力。林毅夫的“新農村運動” 觀點在中央文件裏變成了“新農村建設”，“運動”改成了“建設”，不僅在 用詞上顯得更科學，更為重要的是，其內涵和意義變得更深厚。
林毅夫主要是出於經濟方麵的考慮，希望通過“新農村運動”來解決長 期困擾中國產能嚴重過剩導致的通貨緊縮問題。而通過政府的“新農村建設” 提法，則體現了加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發展農村經濟、提高農民收入的意 義。不僅具有自動消化中國過剩產能、緩解通貨緊縮的經濟意義，更重要的 是，“新農村建設”的提出，為拉動困擾中國很多年的內需埋下了伏筆。我 們可以預見，隨著新農村建設向縱深推進，中國內需將出現跨越式增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