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上述相呼應的是支持現代中國經濟發展的基礎設施不足、能源匱乏、
資金短缺、科學技術落後、教育遠不能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結構性短缺也 是過去妨礙中國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這就是說，1949?1978年，中國 既存在某些部門的資本存量閑置，也存在著部門資本投入不足的問題。這意 味著，中國在初步工業化以後，經濟發展缺乏資本存量調整的活力，從而大 大抑製了經濟增長。這種痼疾不斷地以經濟周期波動的形式表現出來，更多 地表現在一些“瓶頸部門”，它們成了中國生產能力和資源機製的硬約束， 常常使處於擴張狀態的經濟運行不得已突然減速，甚至停頓下來，從而不可 避免地出現在高漲狀態下跌入低穀的現象。
孤立地看，上述這些常常被視為中國經濟發展的沉重包袱。然而，我認 為，過去30多年改革開放的實踐表明，當它們相互聯係並相互作用，配合 適當的政策傾斜和發展環境，上述種種包袱卻意外逐漸演變成了若幹有利於 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重要因素。未來，這些因素還將對中國產生深遠影 響。作為一個幅員遼闊、區域經濟發展不平衡的國家，巨國效應再度顯現，
中國呈現了具有替代性、連續性、持久性發展特點的經濟局麵。
第一，不均衡蘊涵著效率改進和經濟增長的可能性。以農業和非農業勞 動生產率為例，二者之比經常為1:5左右。隻要持續存在著農業勞動力向
非農產業的轉移，勞動生產率就可望獲得持續顯著增長。20世紀80年代中 期以來，中國農村乃至全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提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農業勞 動力伴隨著鄉鎮企業的崛起而向非農業持續大規模轉移的過程。
另一個例證是加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的缺口。據有關方麵估 計，1978-2000年，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中，約有1/4-1/3的加工業生產 能力由於能源、運輸和部分原材料供給短缺而閑置，經濟高速增長進程也往 往因為這方麵的缺口而被打斷。如果能源（主要是電力）、運輸（主要是鐵 路運輸）和部分原材料工業的投入有長足增長，那麼，它們有可能帶動加工 業以數倍於這些部門自身的產量發展。從20世紀90年代末開始，中國在加 工工業與基礎產業、基礎設施之間長期形成的非均衡增長狀態開始緩解，通 過資源向髙效部門轉移，以及消除“瓶頸”，中國經濟效率的改進邁出了舉 足輕重一步。至此我們可以得出以下重要結論：
落後地區的存在有利於加快技術進步。過去，人們一直用“衛星上天， 老牛拉犁”來形容中國技術和經濟發展上的嚴重不平衡。這非常貼切。中國 一方麵擁有少數幾個發達國家才擁有的原子彈、航天、電子等產品研發和 生產能力；另一方麵，在農村許多地區依然沿用數千年延續下來的生產工 具和耕作方式。“老牛拉犁”便是其中一類。與其他二元經濟國家相比，中 國的技術差距是最大的。然而，就是技術上的差距，蘊涵了推動中國經濟技 術進步非常有利的條件。技術差距大，意味著經濟中的落後部分有獲得技術 迅速進步的可能性，落後地區可以越過好幾個階段後來居上。
采用先進技術的行業會對采用落後技術的行業產生強烈的示範效應。在 中國，先進部門向落後部門傳遞先進技術，要比國際間的技術傳遞成本低得 多。20世紀80年代，中國經濟中軍工技術向民用部門的傳遞，城市企業技 術向鄉鎮企業的傳遞，以及科技興農等，都是頗有成效的。未來，隨著阻礙 技術轉讓的藩籬進一步拆除，通過技術傳遞來推動技術應用將在中國以空前 的速度發展。
城鄉消費水平差異使某些工業部門的成熟期延長。長期推行城鄉二元發 展的後果之一是，城鄉消費水平差距不僅沒有消除，反而日趨擴大。農業與 非農業居民消費水平之比，1952年為1 : 2.4, 1978年升到1 : 2.9。改革 開放之後，這一比例有所下降，1983?1985年間曾達到1 : 2_3,到1989年 又回升至1 : 2.7。城鄉居民消費水平的差距導致了不同的消費結構，如城 鄉居民在較高檔次的消費品上的差距就相當大，由此形成了中國消費需求獨 有的“斷裂”現象，即城市居民對某些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髙潮過去很長時間 之後，農村居民的大批量需求才剛剛開始。這一現象在城市居民和農村居民 的兩次消費高潮之間便形成了一個相對持續期。平心而論，城鄉居民消費水 平差距上的嚴重滯後，對工業增長的影響不但不是消極的，還是非常有益的。
一方麵，這種差距避免了對某一檔次消費品需求浪潮的集中到來。與其 他工業化國家相比，中國在同一區域內的收入差距是偏小的，這種收入差距 很可能在某個時期形成對某類消費品集中的普遍的需求而出現較大的供應缺 口。在這種情況下，城鄉消費差距就起到了分散消費需求的作用。
另一方麵，城鄉居民的消費水平差距，能夠有效延長某些耐用消費品 行業的成熟期。中國的家電行業，如電視、冰箱、洗衣機、音響設備等，曾 在20世紀八九十年代在城鎮地區形成了長時間的排浪式消費。到了 21世紀 的今天，經濟學家已普遍相信，隨著拉動內需和新農村建設的進一步貫徹落 實，中國將迎來源於廣大農村地區的第二次消費潮。新一代的耐用消費品如 轎車、住房等，也因為農民兄弟的參與而維持一個持久的消費期。試想一下， 這是一個有著9億人口的廣袤市場啊！
第二，過去30多年來，中國勞動力過剩所導致的低工資與高技術的結 合，形成了中國產品在國際市場上持久而獨特的競爭優勢。從長遠看，中國 龐大的勞動力大軍總會成為抑製工資上漲的一個強有力因素，這是勞動密集 型產業在中國具有長期比較優勢的一個重要原因。
另一方麵，國際貿易中比較優勢的基本走向是追逐髙科技行業以及與之
相聯係的高附加值行業。中國在發展髙新技術方麵是有基礎的，隨著工業製 成品特別是機電產品在出口結構中份額的不斷提髙，隨著轎車等高附加值產 品的大批量生產並陸續出口，這些產品在國際市場上可望大展拳腳。這意味 著中國可能在勞動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上均占優勢，這一點是絕大多數 發展中國家很難同時具備的。中國在高技術、高附加值行業中長期維持較低 工資水平，勞動密集行業又引入新技術，這樣，技術密集型和勞動密集型產 品在國際市場上就更具競爭力。中國是人口大國，工業部門容易在國內實現 一體化，一般不會出現市場容量小而不足以形成規模經濟的狀況。
中國區域經濟的一體化效應
20世紀80年代末以來，區域經濟集團化正成為趨勢。各經濟集團逾越 經濟發展水平的差距障礙，逐漸擴大經濟版圖。在新一輪國際經濟集團的競 爭中，中國警覺到自身可能被排除在世界區域經濟一體化之外，早在80年 代末就開始不失時機地用戰略眼光分析國際經貿環境和形勢，按照經濟聯係 和對外發展的嶄新思路，從國內地域特征出發，對包括與周邊國家相關地區 在內的大區域經濟進行再規劃。到2010年，中國已逐漸形成了多元化、多 層次、全方位相互聯結、相互滲透的開放網絡和國民經濟有機係統，以整體 參與國際競爭，迎接世界經濟的挑戰。這是巨國效應的又一個例證。.
中國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先鋒當屬華南經濟圈。中國自20世紀80年代改 革開放以來，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的經貿交流活動多集中於東南沿海的廣 東與福建兩省，台商在大陸投資的近80%集中在福建，而廣東的70%以上 來自香港。日益密切的經貿往來使港澳台、廣東、福建逐漸形成唇齒相依、 密不可分的經濟關係。根據統計資料，此一自然結合的經濟區域早在1995 年人口就超過1.1億，生產總值近3 000億美元，發展潛力驚人。到21世紀初， 中國內地與港澳台之間已產生高度的“依存效應”。到2009年底，台灣對大
陸出口的依存度高達17%，對香港髙達22%，合計接近40%。就整體而言，
台灣進出口貿易對大陸的依存度髙達10%。在中國內地吸引的外資中，港台 資金合占80%以上。據台灣“陸委會”委托民間機構進行的一項調査顯示，
兩岸產業分工正朝著內地生產、香港資金調度、台灣接單與研發的模式發展。
香港學者金耀基教授在描述華南經濟圈內在聯係時是這樣闡述的：
在經濟上，香港與內地越來越緊密，香港的資金、人才、信息對中 國經濟發展有重大催化作用，而香港與洙江三角洲更出現了 “前店後廠”
的依存關係。沒有香港，便沒有球江三角洲的發展；沒有廣東，也沒有 香港的安定繁榮。香港與珠江三角洲已形成一種“係統內”的關係，而 非“係統間”的關係。顯然，香港、廣東已是榮枯與共的經濟區域。不 止於此，台灣與大陸，特別是福建，也逐漸形成互補共長的經濟區。於 是一個香港、廣東、台灣、福建合成的大經濟區正在東亞浮現。
華南、台灣、香港、澳門毗鄰，往來方便，這種地緣關係是促成其經濟 自然結合不可或缺的條件。諸地同胞血脈相連，語言相通，文化背景相近，
溝通容易，能夠相互認同，經濟結合的社會及文化條件具備，此其一。廣東、
福建、東南沿海的“黃金海岸”以遼闊的內陸地區為腹地，聯結內地龐大資 源與勞動力市場。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華人的對外經貿關係極為活絡，聯 結了世界龐大的產品市場。兩者互相依賴，展示了雄厚的實力，步向經濟協 同發展順理成章，此其二。中國勞動力充沛且成本低廉，但資金不足，工業 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還較低，台灣、香港、澳門自然資源匱乏，勞動力不足 且成本高昂，但資金卻充沛，工業技術水準及服務水平也佳，彼此正可互通 有無，揚長避短，此其三。最後，利用港澳台、東南亞及世界強大的華人經 濟，將那裏的資金、信息、管理技術與中國完整的工業體係，較高的科技市 場水平和科技人才結合起來，將大大增強開發尖端技術和產品的實力，對中
國科技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有著無可限量的作用。
隨著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港、澳、穗、深、珠五地正進一步協調和 整合。在產業布局上，港、澳、穗、深、珠五方中任何一方都不宜求麵麵俱 到發展“大而全”的協作係統。香港將進一步發揮綜合型自由港口、國際金 融中心、谘詢信息中心、中國與西方科技交流中心的作用，成為中國與亞太 國家和地區交流協作的重要橋梁，成為全球華人、華裔加強溝通的重要交流 中心。
到21世紀初，港、澳、穗、深、珠五大城市群已大致形成了一個“超 級產業鏈”。在產業政策及結構上，五地也回應作出重構：華南經濟圈中的 香港輻射效應是最大的，在金融、貿易、航運、信息、管理等功能上對澳門、 廣州、深圳、珠海將形成垂直合作關係。從發展趨勢看，廣州、深圳、珠海 高科技和人才資源優勢將在若幹年後形成經濟優勢，形成香港、澳門對其依 附性越來越大的局麵。因此，可以預見，未來五地的經濟融合將遵循以垂直 合作為主，但從長遠看，以水平合作為主的模式，這是一種結構性互補。
如今，中國沿海地區早已和內陸各省市形成了縱橫交錯的經濟分工和協 作關係。因此，如果把戰略視角進一步投向21世紀20年代，在一個涵蓋港 澳台、亞洲和世界的華人及沿西太平洋中國“黃金海岸”各省市的基礎上， 再有10年時間，至2020年，這一華人經濟圈應可將經濟融合的巨大利益逐 步擴散至中國北方及廣袤的內陸地區。從21世紀20年代開始，經濟整合和 協作將可望在集約化程度上展開。
顯然，華南經濟圈的成功典範給中國全方位對外開放進程中積極拓展 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的經貿關係，參與新世紀條件下的亞太地區的國際分 工，為加強與該區域內各國各地區經濟、技術合作提供了有益的思路和方向。
中國在迎接世界區域經濟集團化的挑戰中，無疑正在效仿華南經濟圈一 體化的模式，把它和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當成一個發展架構來處理。可以想 見，未來，中國沿海地區將在原來區域整合的基礎上逐漸衍生出五大塊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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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業協作係統，其基本框架是：
1.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係統。以中日韓為主體的國家構成的黃渤海經濟 協作圈，可以說是世界上最具實力的經濟區域之一。中國、日本、韓國不僅 地理位置鄰近，而且文化上很接近，增進合作的條件非常好。再考慮到人口 和經濟發展速度，三個國家具有形成未來世界最大市場的潛力。同時，這三 個國家不僅在產業發展階段上多少存在著差距，而且日本的尖端技術和資 本，韓國的生產技術、成功的產業化和結構調整經驗，中國的自然資源和勞 動力，將形成互補優勢，這三個國家合作所產生的綜合效應是巨大的。
在東北亞跨國產業協作係統中，第一層次的協作是以遼寧、河北、北京、 天津、山東等沿海地區與朝鮮、韓國的經濟協作為核心形成國際經濟協作 圈和三角洲經濟互補關係。政府考慮將一些三角洲地區建設成經濟開放區， 如遼寧的大連、營口，山東的煙台、威海和青島。這些地區幾乎覆蓋了山東 半島和遼東半島。開放區一建成，即可成為國際合作的重要陣地。
第二層次的產業協作是指第一層次的協作範圍向北擴展，在中國、朝鮮、 韓國與日本之間開展經濟協作。主要以中國的資源、市場和勞動力與日本的 資金、技術相結合，帶動中國、朝鮮、韓國和日本的產業協作。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協作範圍進一步擴大，實行包括日本、朝鮮、 韓國、俄羅斯遠東地區、蒙古和中國東北地區的產業協作。主要以中國的勞 動力、俄羅斯的資源、日本的資金相結合為主要條件，推動整個東北亞地區 的產業協作，逐步形成東北亞經濟圈。
從發展前景看，東北亞地區很有可能組成一個以髙科技為龍頭，實行 梯度產業轉移和技術轉讓體係的區域協作結構。中國東北地區既可以承接從 日本、韓國轉移出來的相當部分的產業，又可向蒙古、朝鮮以及俄羅斯遠東 地區轉讓某些技術，是東北亞理想的合作中心。所以，中國東北地區參與區 域經濟合作，利用日本、韓國的先進技術和俄羅斯遠東的自然資源，把在東 北的集團公司變成雙向進出口加工基地：一方麵，引進日本和韓國的先進技
術，利用東北地區的原料和勞動力，進行加工並返銷日本、韓國，向俄羅斯、 蒙古、朝鮮出口，另一方麵，引進日本、韓國的技術和進口俄羅斯原料，在 東北地區加工，再向日本、韓國出口精料、半成品和成品。
2?長三角跨國產業協作係統。第一層次的協作包括長江三角洲（即江蘇、 上海和浙江等省市）和部分長江流域地區與韓國、日本的合作。上海是中國 最大最發達的工業城市。江蘇省的經濟發展速度很快，與其相比，浙江具有 更豐富的礦產資源和發展農業的有利條件，這將維持其今後相當長時期的經 濟高速增長。20世紀90年代以來，中國政府已將蘇、浙、瀘三省市列為長 江三角洲經濟區，以上海為中心，包括了江蘇省的蘇州、無錫、常州、浙江 的嘉興、湖州約27 000平方公裏，其優越的自然條件使其成為中國最富裕 的地區之一。
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麵向亞太地區的主要窗口，也是中國沿海地區的 經濟文化中心，經濟技術實力比其他地區雄厚，最有條件擴大對外產業協作。 因此，長江三角洲將利用自身外向型經濟優勢，首先與韓國和日本發展多元 化經濟關係，吸收韓國和日本的資金、技術。除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之外， 還將發展一些資金密集型產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髙科技產業。
第三層次的產業協作是將合作範圍擴大到北美自由貿易區，形成中國在 太平洋東西兩岸都有產業合作網絡的局麵。北美自由貿易區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自由貿易區之一，而以上海為核心的長江三角洲地區是中國最大的經濟 中心，參與這二者之間的產業合作，對中國經濟結構的優化調整無疑將發揮 重要的作用。
3.亞洲西南大陸橋產業協作係統，指的是沿著傳統絲綢之路和滇緬公路， 連接太平洋的北部灣周邊亞太國家和地區及印度洋的孟加拉灣周邊亞太國家 和地區的產業協作網絡。它對中國海南、貴州、四川、西藏的發展，緬甸的 發展，以及大陸橋兩邊地區的交流協作，都將起著重大推動作用。為發展亞 洲西南大陸橋協作係統，中國方麵將首先由廣西、雲南、貴州等省區組成北
部灣經濟區，由廣西、雲南、貴州、四川以及西藏等省組成大西南經濟區，
然後與周邊泰國、老撾、緬甸、柬埔寨、越南建立湄公河流域發展係統的產 業協作關係。中國的北部灣經濟區和大西南經濟區同時與周邊亞太國家和地 區進行產業協作，構成一個亞洲西南大陸橋發展協作圈，形成一個由北部灣 的北越和廣西的海岸向北延伸，從廣西進入雲南，通向緬甸，迄於孟加拉灣 的交通網絡，連接太平洋和印度洋，推動亞洲最後一個未開發地區的現代化 進程。
為了推進中國西南地區和周邊國家的經濟、科技合作，發展貿易，極需 振興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及早與有關國家或地區作出製度性安排，分階段實 行。建立通向南亞、中東的陸上和空中通道，包括建立以昆明為起點站，經 過緬甸北部到印度東北地區，再與印度公路和鐵路相連的國際公路網和鐵路 網。同時，開通至印度阿薩姆和加爾各答的航線。這一計劃一旦實現，將大 大縮短中國西南地區通往印度洋的距離，在一定意義上，使中國成為一個 “印度洋國家”。它進而獲得了便捷的“海上絲綢之路”，使中國西南地區通 向印度洋，又可以通向太平洋，穿過巴拿馬運河，再進入大西洋。
4.陸上絲路跨國產業協作係統。隨著中國經濟實力增強，開拓一條穿越 中亞連接歐洲市場的交通要道對中國非常重要，即開拓“陸上絲路跨國產業 協作係統”。目前中國原油進口的70%以上都經過馬六甲海峽，中國與非洲 國家的經貿聯係大多也需要通過馬六甲海峽。一旦馬六甲海峽在非常時期 (如戰爭）因某些原因而被封鎖，中國原油進口就將受到嚴重影響。
在阿富汗境內發現的一處巨型多金屬聚合礦更增添了中亞對中國的吸引 力。據美國軍方的地理專家估計，這個富含鐵、銅、鋰和鈷的多金屬聚合礦 潛在開發價值高達1萬億美元。美國軍方認為，開發這個多金屬聚合礦有望 使深受戰亂貧窮之苦的阿富汗變成一個現代化的工業國家。
中國政府早就意識到開發中亞資源和推動中亞地區發展經濟的重要性，
並在許多年前就已經開始謀劃修建中亞和歐洲鐵路的構想。無論是從商業利
益上考慮還是從戰略利益上考慮，修建一條橫跨亞歐大陸的高速鐵路對中國 都極具吸引力。與常規鐵路相比，高速鐵路能在極短的時間內運輸大量商品 和物資。這將為中國從中亞地區進口原油和礦產提供極大方便，而中國出口 商品也能更快捷地抵達中東和歐洲市場。
中國西部地區豐富的自然資源和勞動力資源是同協作係統內各國進行國 際產業協作的基礎。1992年初，第二條歐亞大陸橋中國境內全線貫通，成 為繼歐亞第一大陸橋後與歐亞各國聯係的又一大動脈。中國西北和西部省區 (陝西、甘肅、青海、新疆、內蒙古等）沿著第二歐亞大陸橋可發展成陸上 絲路經濟係統。其中，內蒙古、陝西、甘肅和寧夏與蒙古、原蘇聯西伯利亞 地區、日本構成小絲路發展圈；內蒙古、陝西、甘肅、寧夏、新疆、青海與 原蘇聯中亞細亞部分及中東構成中絲路發展圈。中絲路發展圈還可以衍生出 同屬伊斯蘭教地緣文化的西北亞穆斯林經濟圈。第二歐亞大陸橋的建成，為 中國中西部各省區向西開放、開拓伊斯蘭國際市場創造有利條件。伊斯蘭國 家市場廣闊，它包括中東阿拉伯各國和南亞，特別是中東地區，經濟實力雄 厚，擁有大量石油和黃金儲備。最後，由於第二歐亞大陸橋穿越中亞、西亞、 東歐和西歐，直到大西洋東海岸的荷蘭的鹿特丹，中國西部與國際聯係大為 拓展，西出國門加入中亞、北非，乃至東西歐的國際經濟大循環，使得作為 太平洋國家的中國可以直接同大西洋聯結起來，在那裏找到許多窗口。
按照自由貿易原則，中國西部有著名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展開的跨國 產業協作。通過與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俄羅斯、塔吉克斯坦和烏茲 別克斯坦啟動貿易投資便利化進程，適時開展經濟技術合作，優化貿易和投 資環境，實現降低商品、資本和服務流動成本的目的。上海合作組織框架已 為今後實現這一地區貿易自由化提供了前提條件。
未來5年，亞洲西南大陸橋和第二歐亞大陸橋因為髙鐵的建成可望貫通, 遂使西南絲路和西北絲路由曆史走向現實：由蘭新（蘭州一烏魯木齊）和第 二歐亞大陸橋南下至成都，接上成昆（成都一昆明），然後轉入緬甸，經過
馬來西亞至新加坡。至此，中國對外經貿區域一體化戰略將得到全方位體 現：中國將既是一個大陸國家（背靠歐亞大陸），又是一個太平洋國家、大 西洋國家、印度洋國家，兩個大陸（歐、亞大陸）加上三個海洋（印度洋、 大西洋、太平洋）的總體發展與開發模式，將使21世紀中國現代化在區域 經濟一體化戰略目標的實施中立於不敗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