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嚴格的等級製度、呆滯的風俗習尚，禁錮了人們美好的生活理想，扼殺了社會的活力和創造性。顯然，這種依靠嚴刑峻法維係的世風，是不可能持之久長的，它必然隨著生產的發展、經濟的繁榮、人們思想觀念的活躍和朝廷紀綱的廢施而告終，“敦厚儉樸”的社會風俗終究被“越禮逾製”、“趨新慕異”的“異調新聲”所替代，明代漢族社會風俗進入新的曆史階段。
2．中葉的“趨新慕異”
自成化初年至嘉靖末年（1458～1522年）為明代漢族風俗發展的第二階段。在這一階段，漢族地區的物質生活和社會風尚已突破恪守禮製、單調刻板、簡陋儉樸的程式，而逐漸呈現出趨新慕異、絢麗多姿的風采。
明代社會經過近百年的經營，到成化、弘治時期，社會經濟也得以全麵的恢複和發展，社會財富有了一定的積累，經濟生產領域出現了可喜的變化。官營手工業允許工匠“納價準工”，造成民營手工業的興旺；人民生活必需品鹽茶的官賣製開始鬆動，帶來了商業的繁榮；棉花種植麵積的擴大和棉織品的普及、新產品的專業化，以及私營絲織業、礦冶業的發展，為社會增加了大量商品，擴大了商品市場；商業性市鎮在漢族地區如雨後春筍般普遍崛起，市民社會迅速擴大，成為漢族社會的代表性力量。在這樣的情況下，“趨商”已成為一種社會時尚。成弘以後，不僅有大批農民棄農從工從商，而且有大量士人拋棄舉業投身商賈。如蘇州、鬆江一帶，何良俊記載曰：“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農而改業工商者，三倍於前矣。”何良浚：《四友齋絲說》卷五。在徽州，“成、弘以前，民間稚樸少文，甘恬退，重土著，勤穡事”，正、嘉以後，則“業賈者什七八”，而士人“業詩書禮樂修正業者什二三”《歙縣誌》。社會現實的變化，其勢不能不影響人們的價值觀念，“利”在人們思想中的地位大大上升。在山西，“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萬曆《沃史·風俗》。；在徽州，“喜厚利而薄名高”《歙縣誌》。；在蘇州、鬆江一帶，“吳人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於慎行：《穀山筆麈》卷四。
社會價值觀的變化，商品的誘惑，啟動了社會久遭禁錮的消費和享受欲望，衝破了原來使社會窒息的禁網，“越禮逾製”已從少數貴人的違章行為，逐步演變成社會風尚，明初循禮、儉約、拘謹的民風發生了根本性變化。恃富越份、違禮犯製、趨新慕異的社會生活風尚，一旦形成，即來勢洶湧，波及明代漢族地區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麵。在服飾方麵，嘉靖初年隻有生員戴瓦楞鬃帽，“二十年後間有富人用之，再二十年不論貧富皆用鬃”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在飲食方麵，明初規定，酒具隻能用錫、銀或漆器，不許用金盞，明中葉後，江南富商宴會飲用金盞已成風尚；在居室方麵，江南地區“明初風俗淳樸，非世家不架高堂”，至嘉靖年間，“富民之室亦綴獸頭，循禮者歎其不能頓革。”《吳江縣誌》卷三八。這股恃富越份、違禮犯製的浪潮，來勢迅猛，從江南和東南沿海的殷富地區，到內地的繁華城鎮，凡在商品的重要集散地，都受不同程度的衝擊。在湖北，成化、弘治以前，“縣之俗椎魯”，“自後聲名漸辟，文物轉盛，生齒繁多，機心蝟起”《古今圖書集成》卷一一四二《職方典》。；在江南，“正嘉以前，南都風俗最為淳厚”，自後，“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在福建，“自正德以前風俗淳厚，而近則澆漓矣！”伍茺萃：《漫錄評正》卷三。在這種社會風潮的影響下，人們的衣食住行，花樣翻新，無奇不有，僭越之舉，時有所見，社會風俗為之一變。
但是，這種變化的重心是在商品經濟較活躍的城鎮，而在漢族地區的廣大農村並不顯著。偏僻的交通、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自耕自食聊以卒歲的貧困生活，使廣大農民對商品的需求甚少，因而在長時期內還感受不到商品經濟對日常生活習俗的直接影響，社會風俗就主體而言依然沿襲古樸、簡陋、儉約的傳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