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葉後，以市民階層為主體，以越禮逾製，趨新慕異為特征的這種人們日常生活方式和社會風俗的變化，包含著人們正當消費的合理要求，對明代前期停滯、凝固的社會風氣的衝擊和豐富人們的生活、活躍人們的思想，均有積極的意義。但是，趨新慕異之風也助長了人們的物質享受欲和財富占有欲，如不加以正確的疏導和限製，勢必加劇封建統治者的腐化和社會弊病的滋長，導致社會政治的腐敗；並造成社會財富的極大消耗和浪費、阻滯生產力的發展。由於明後期封建統治者腐朽無能，紀綱敗壞，致使社會風尚的消極因素惡性發展，整個社會“金錢愈神，則貪夫愈昌；貪夫愈昌，則民生愈蹙；民生愈蹙，則天心必變”，明代社會風俗逐漸由中葉的“趨新慕異”而滑向末期的“浮靡奢侈”，最後隨著整個社會秩序的“天崩地坼”而出現“別開生麵”的新局麵。
3．晚期的“浮靡奢侈”
自隆慶初年至崇禎末年（1567～1644年）為明代漢族風俗發展的第三個階段。在這一階段，以南方沿海地區為中心，以城鎮新興市民階層為主導，在漢族社會的日常生活、人生禮儀及歲時節日等風俗文化領域中形成一股競奇鬥異、浮靡奢侈的社會風氣，使漢族風俗呈現出“天崩地坼、別開生麵”的文化景觀。
在明代後期，明初僵滯死板的文化格局發生重大變動，漢族社會風俗，“萬曆以後迄至天崇，民貧世富，其奢侈乃日甚一日焉”伍茺萃：《謾錄評正》卷三。因此，引起了士大夫們的概歎：“風俗自淳而趨於薄也，猶江河之走下，而不可返也。”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三。
在晚明漢族社會風俗的演變中，“導奢導淫”《吳江縣誌》卷三八。扮演先導人物的是縉紳士大夫。這些城市居民中的特權階層住必繡戶雕棟、花石園林；宴飲一席之間，水陸珍饈數十品；服飾一擲千金，視若尋常；日用甚至不惜以金銀作溺器。流風所及，一般市民莫不以奢為榮，“以儉為鄙”《肇域誌·山西二》。
在萬曆以前，官戴忠靖冠，士服方巾，猶為樸謹。迨到萬曆前期，“殊形詭製，日異月新”。士所服之冠巾，在晚明其款式已有漢巾，晉巾、唐巾、諸葛巾，純陽巾、東坡巾、陽明巾、九華巾、逍遙巾等幾十種，甚至有用馬尾織成巾的，十分豐富。婦女的服飾更是絢麗多彩：“首飾之大小高低，衣襪之寬狹修短，花鈿之樣式，渲染之顏色，鬢發之飾，履纂之工，無不易變。”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三九。布袍，本為明代庶人之常服，萬曆以後，被“鄙為寒酸”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即使“家無擔石之儲”者，也“恥穿”之龔煒：《巢林筆談》卷一。即使自認為“最貧、最尚樸儉”的儒生，也在“習俗移人”的衝擊下，“強服色衣”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卷入“靡然向奢”的大潮。
消費生活的高度發展，造成城市風俗的大改觀。當時的蘇州，號稱“奢靡為天下最”範濂：《雲間據目鈔》卷二。；而杭州則被民謠稱為“花簇簇”《古謠諺》卷六四。即使像浙江桐鄉的青鎮這樣一個小鎮，也為奢靡之風之浸染，“其俗尚奢，日用會社婚葬，皆以儉省為恥。貧人負擔之徒自不必言，妻多好飾，夜必飲酒。”《續見聞雜記》。南方如此，北方也不例外。山西太原，居民“靡然向奢”《肇域誌·山西》。；山東滕縣，“其人競相尚以靡侈”《山東通誌》卷四。；江蘇揚州，“俗尚侈靡”彭時：《學記》。；山西大同，“雖涉邊繳，商旅輻輳，以浮靡相炫耀”《山西通誌·大同》。與城市高消費的生活水平相適應，娛樂業相繼發展起來。如在蘇州，“山水園亭多於他郡，遊具則載酒嘉肴，畫航簫鼓”《吳縣誌》。；在南京，“秦淮燈船之盛，天下所無。兩岸河房，雕欄畫棟，綺窗絲幛，十裏珠簾……薄幕須臾，燈船畢集；火龍蜿蜒，光耀天地；揚槌擊鼓，蹋頓波心”。在都市中，秦樓煙花也頗為繁盛，謝在杭《五雜俎》雲：“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
在這樣的情況下，晚明社會禮拜金錢之風愈演愈烈。婚姻大事自古被奉為“人道之始”，最重視“門楣求其稱，婿婦唯其賢”龔煒：《巢林筆談》卷二。但晚明時，已“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女家許聘，輒索財禮”，惟以“富貴相高”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四。封建倫常秩序最重孝行，“人之行莫大於孝”。但在晚明時的江南，竟有兒孫掘祖墳、焚祖屍，“鬻其地，利其藏中之物”，而“吳中之人”對此竟“不以為然”，“未有以為不義而眾誅之者”。《潛書·吳弊》。整個社會在金錢的驅動下，“薄者厚，親者疏，原來隻是敬青蚨”《林石逸興》卷八。就這樣，利欲的冰水使溫情脈脈的倫理關係受到侵蝕。倫理道德本是封建統治階級賴以統治的精神支柱，如今遭到這樣的破壞，可見封建製度之衰敗，已到了何等的地步！明代封建統治的“天崩地坼”已為時不遠了。明代漢族風俗文化的發展和演變也將隨崇禎皇帝的吊死煤山，而走向它的終端。
三、明代漢族風俗的主要特點
1．違製
明朝社會封建集權製度極端發展，禮製形態較往時周密、嚴峻，社會風俗講究“衣服有製，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製》。官民士庶，從生到死，衣食住行、燕賞玩樂，一舉一動皆受身份品級之限定，不敢輕易僭越。明朝開國之初，就“定禮製以辨貴賤、明等威”宋濂：《洪武聖政記》。朝廷不遺頊細地頒布種種律令，規定“服舍之製”，並約之嚴刑酷法，並在《明律》中專設“服舍違式”條，規定：凡越級僭用服飾、車輿、房舍、器用者，庶民笞五十，官員杖一百。《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三。受此約束，明初社會生活風俗大體循禮、儉約、拘禁。冠服方麵，“士女服飾皆有定製，人遵畫一之法”張瀚：《鬆窗夢語》卷八。；“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萬曆通州誌》卷二《風俗》。；“庶民不禦綺轂之服”《萬曆興化縣誌》卷四《風俗》。冠服如此，飲食、房舍、器用、車輿等，無一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