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這種恪收禮製、單調呆板的生活程式，總因社會經濟之發展，而被逐漸打破。明中葉後，社會風俗已不甘受禮製之約束，新富起來的工商階層憑借金錢恣意享受：住必繡戶雕棟，衣必錦羅緞絨，宴必水陸珍饈，行必花舟彩輿。至於器用，則不惜以金銀作溺器；每遇出遊，則“妖童執絲簧，少婦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裏”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七。一時之間，“盡改舊意”《鄆城縣誌》卷七。迨至明代後期，社會風俗的違禮逾製現象更為嚴重。“豪門貴室，導奢導淫”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卑賤”的教坊司樂工，衣繪禽鳥，穿戴“與朝臣無異”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三。；普通匠頭之居所，“壯麗敞豁，侔於勳戚”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九。；從不許乘輿之優伶、家奴，也敢公然乘坐八抬大轎。南都南京，“服舍違式，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嘉靖江陰縣誌》卷四《風俗記》。向被尊為人君象征的龍紋，嘉靖末年已成吳地百姓之常服紋飾。龔煒：《巢林筆談》卷五。明初規定，在京文官三品以上準許乘轎，其餘各級官吏不許違製乘轎。北京、南京及在外文武官員，奉特旨及文武例應乘轎者，隻能乘坐4人扛抬大轎，不能隨間增加轎夫。但萬曆以後，車輿違製已形成社會風氣。沈德符《萬曆野獲編》曰：“萬曆以後，四品皆乘圍轎，其下則兩人小輿”；至明末，即使倡優、家奴，也公然乘八人青幔肩輿，導以傘蓋，招搖過市。原本為顯官所專的轎輿已走向民間，成為庶民之常用交通工具。怪不得有人歎曰：“至優伶之賤，竟有乘軒赴演者”，真是“僭濫之極！”違禮逾製成了明代社會風俗的一大特征。
2．重商
我國社會向來重本輕末，且以農為本、以工商為末。但到了明代中葉以後，由於社會生產力的發展，社會產品的逐漸豐富，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社會消費需求增長，刺激了手工業和商業、服務業的發展。社會風俗漸趨“崇末輕本”，各地民眾紛紛改農從商，棄農習技。蘇州，“人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王鏊：《震澤編》卷三。；“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江陰“多落大姓，居貨而賈者，數不可記”。嘉靖《江陰縣誌》卷二《市鎮》。山西，“重利之念甚於重名，子弟俊秀者多入貿易一途”；平陰其民“每挾貲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涯皆有邑人。”萬曆《沃史·風俗》。陝西富平，“地沃豐收，又兼木棉布絲之利，人十九商賈，故富室獨多。”嘉靖《耀州誌》卷四。浙江寧紹，“競賈販錐刀之利，大半食於利。”顧炎武：《肇域誌·浙江》。安徽徽州，“俗多行賈，輻輳四方之美好，以為奇快，歙為甚”湯尹賓：《睡庵集》卷二三。；“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賣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嘉靖《徽州府誌》卷八。即使僻遠山區如貴州威清衛，也是“務本逐末者相半。”《貴州圖經新誌》卷十三。正如萬曆《歙誌·貨殖》所曰：“傳雲：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而今則一切反是。”
離土的農民，往往流入城市，以技藝謀生，如瓷業發達的江西景德鎮，“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遊徒，每日不下數百人”《江西通誌》卷四九。；絲織業中心蘇州，“染房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有數千人”《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一。人口的大量湧入，刺激了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書肆、靴鋪、舊衣店、古董行等比比皆是；行販、貨郎、市婆絡繹於大街小巷，燈市、廟市、香市等市的交易空前繁榮。同時，又促進了服務業的興起，社會分工越分越細，都城出現了水工、棚匠、廚工等“十作”、“三十六行”，南方蘇州有了供人洗澡的“香水行”，杭州則開設了許多家茶館，北方開封還有專為喪儀服務的冥衣鋪，真是五花八門，要有盡有。且行有行規，店有店矩，使得明代的商業風俗空前的豐富。此外，還引起人們思想觀念的變化。明初“以農為本、重本輕末”的社會俗尚，已逐漸為“農商皆本”所取代；社會上拜金之風愈演愈烈，以至人人“喜厚利而薄名高”。自古被奉為“人道之始”的婚姻大事，向來重視“門楣求其稱，婿婦唯其賢”龔煒：《巢林筆談》卷二。但晚明時，已“良賤不及計，配偶不及擇”，“女家許聘，輒索財禮”，惟以“富貴相高”。謝肇淛：《五雜俎》卷十四。已帶有濃重的商業色彩。整個社會在金錢的驅動下，“薄者厚，親者疏，原來隻是敬青蚨”《林石逸興》卷八。
3．奢侈
明代風俗的奢侈性特點，同樣表現得十分突出。在服飾方麵，明代中葉以後“富家子弟以服飾為炫耀，逮輿隸亦穿綢緞，侈靡甚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服裝用料追求時尚，變化多端，“初尚宋錦，後尚唐錦、漢錦、晉錦”，轉眼又“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而尚“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婦女發髻，“隆慶初年皆尚扁圓，自後翻出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時而又“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鬢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真是日新月異。奢侈、時髦成了人們的服飾追求，江浙小康之家“非大紅繡衣不服”，大戶婢女“非大紅裏衣不華”葉夢珠：《閱世編》卷八。；江西贛州，“不分貴賤，不論賢愚，戴方巾、被花繡、躡履，黃裝銀頂”；都城北京，“婦人尚炫服之飾，遇有吉席，乘轎，衣大紅蟒衣”。明末士人服裝，有陽明衣、十八學士衣、二十四節氣衣等多種款式，皆色彩豔麗，競新鬥奇，“貧者必用綢絹色衣”，“且從典肆中尋舊緞舊服翻改新製”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稍富則絨衣巾蓋”。充分體現出崇尚奢侈的社會心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