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飲食風俗方麵，官貴富戶們更是競相鬥侈，講究豐奢、排場，“尋常燕會，動輒必用十肴，且水陸畢陳，或覓遠方珍品，求以相勝。”何良俊：《四友齋叢說》卷五。據陳繼儒《萬寶全書》所記，嘉靖時富裕之家一年宴飲名目，有薄酌、萌酌、樽酌、杯酌、小酌、草酌、粗觴、杯茗、菲酌、豆觴等，新年又有春酌、春酒，一年四季，送往迎來，宴飲不斷。陳繼儒：《萬寶全書》卷五《文翰門》。即使是隸卒禦夫，也“夜則歸市淆酒，夫婦團醉而後已”《廣誌繹》卷四。恣意享樂。
據明代的各地方誌記載，這種奢侈的食風，幾乎刮遍了大江南北。如江蘇興化，“近乖侈靡，杯盤羅列，堆積滿案”；河北正定，“奢靡漸名，富家善宴會，貧者亦踵相效”；山東博平，“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江蘇鬆江，“水陸奇珍百餘品，而細果如鬆、杏、蓮子、瓜仁之屬，裝綴若魚鱗，高一尺有奇，動費百金”；江蘇蘇州，士夫請客，“肴品計百餘樣，鴿子、斑鳩之類皆有”；山東鄆城，“飲食器用及婚喪遊宴，盡改舊意。貧者也槌牛擊鮮，合饗群祀，與富者鬥豪華，至倒囊不計焉”。分別見《興化縣誌》、《正定府誌》、《博平縣誌》、《鬆江府誌》、《吳縣誌》、《鄆城縣誌》。
食風的奢侈又刺激了酒樓的繁榮，各種不同等級的酒樓林立於南北城鎮，如明時的南都南京，著名的大酒樓就有十六家，號“十六樓”。酒樓內有除美酒佳肴外，還有女妓歌舞伴唱。即使以清雅為旨的茶樓，也流行起“美人伴茶”。
至於富戶達官的住宅，在院落的布局、設計、構築及裝飾等方麵，越禮逾製，追求寬敞豪華。富裕之家，“重堂窈寢、回廊層台，園亭池館，金翬碧相”。江南湖州，“擁資則富屋宅”；蘇州，“富民之室也綴獸頭”；鬆江，“士宦富民，競為興作，朱門華屋，峻宇雕牆”；江陰，“富者之居，僭侔公堂”。民間居室已突破禮製的束縛，而體現出鮮明的商業時代特色。達官貴人和富商大賈，在起居生活習俗方麵，則日益追求舒適、豪華奢侈，紛紛建造私家園林。日常器用則“自奉奢豪無度”，不惜以金銀作溺器。流風所及，庶民之家也莫不以奢侈為榮，江南地區，“隆萬以來，雖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山東鄆城，皂隸之徒，“日用服食，擬於市宦”《鄆城縣誌》卷七。漢族各地城鎮莫不如此。
4．趨新
明代社會由於商業的發展，商人階層崛起。商人為追求最大的商業利益，總是敢於開拓，不斷創新，永無休止。這種精神影響到社會生活，就勢必使明代社會風俗帶有趨新的特點。在手工業生產領域，江南地區原有的家庭自給自足的“女織”習俗，到明代中葉以後已進入“市的交易”，而演化成“裏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而歸，明旦複抱紗以出”曹蕃：《郡乘補》。的商業性紡織。在家家“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於慎行：《穀山筆麈》。“城鄉皆事棉織，布被天下”的吳地，集聚了大量的絲織作坊和機坊，“機戶出資、機工出力”這全新經營模式的出現，又催化出“取分金”、“換代”、“齊行”等新的生產習俗。在農業生產領域，牛車、風車等新的排灌機具的出現，玉米、番薯等糧食作物和煙草、花生等經濟作物的引進和推廣，番薯扡插、苧麻分根和甘蔗側芽繁殖等新式育苗方法的發明和使用等，無一不體現出明代風俗的趨新特點，從而使得明代的農業生產風俗比之前代有長足的發展。
而在日常生活領域，這種趨新性特點表現得更為明顯。服飾習俗的追求時尚，其實就是一種審美趣味和消費需求的趨新。也正是由於這種趨新，才使明代社會風俗有了違禮、重商和奢侈等諸多特點，而呈現出“別開生麵”的時代風采。
四、明代漢族風俗學史情況
1．各種方誌對地方風俗的采錄
方誌編纂的發展，並走向興盛，是明代風俗史學向社會深層發展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方誌起源很早，在漢代已有了方誌撰述，經魏晉南北朝和唐宋的發展，至元明清走向它的全盛時期。明代的方誌，正處在這個不斷發展的全盛時期的中間階段。據近年出版的《中國地方誌聯合書目》著錄，明代方誌有900多種，而實際撰述之數則遠不止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