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明末姚旅的《露書》全書十四卷，也有許多風俗材料的記述。作者多舉客遊所見，諸如京洛、西北、太原、洪洞、大同等地均有遊曆，凡所經過的地方的人情風俗、社會風氣都在書中有所記述。
3.各種類書對曆代風俗的考索
明代風俗學史發展的另一個明顯特征是各種考索性風俗研究書籍陸續出現。其中比較著名的有《萬曆野獲編》、《三才圖會》等。
《萬曆野獲編》20卷，《續編》12卷，沈德符撰，取“謀野則獲”的古意而用以名書。首編成於萬曆三十四年(1606年），《續編》成於萬曆四十七年(1619年)。唐人錢枋“苦其事多猥雜，難以查考，因割裂排纘，都為三十卷，分四十八門，”每門之下更立細目，便於查閱，此書內容豐富，對典章製度，治亂得失，山川風物，社會風俗等都有記載。
《三才圖會》106卷，王圻編次，彙輯諸書圖譜以表成編，包括天文，地理、人物、時令、宮室、器用、身體、衣服、人事、儀製、珍寶、文史、鳥獸、草木等類，其例先圖後文。其中時令、宮室、器用、衣服、人事、儀製類對明代的社會風俗有較多的反映，該書不僅為我們提供了可資研究的明代漢族社會的日常風俗生活資料，還為後人提供了形象直觀的習俗活動畫麵，具有較高的風俗史學價值。
（第二節）明代漢族生產風俗
明初社會，俗尚以農為本，重本輕末。國初，太祖朱元璋認為“農為國本，百需皆其所出”《明太祖洪武實錄》卷四一。，多次詔令農民歸耕和屯田，並在賦稅、勞役諸方麵采取寬鬆政策和鼓勵措施。因此，遭元末戰亂破壞的農業生產恢複較快，並在宋元基礎上有新的發展，生產習俗變化較大。
當時農業，主要作物是稻、麥、黍、秫、粟、菽、棉、麻、蔗和若幹油料，種植格局是稻麥為主，南稻北麥。後來，則有玉米、番薯、花生、煙草等從國外陸續傳入，在嶺南及漸閩贛等地有較多的種植。並在選籽、育秧、施肥、耘耕、收獲及祛瘟滅蟲等方麵，積累起一套比較成熟的經驗；同時，風車、筒車、牛車、踏車、拔車和桔槔、犀鬥等簡易排灌機具的普遍使用，省工高效，提高了抗禦天災的能力。業麥的北方，則有“耕即兼種”、“以灰拌種”和深溝、雍根等習俗流行，對麥作生產起積極作用。這一切，都豐富了明代的農作風俗，使之在傳統的基礎更多地顯現出講究科學的色彩。
糧食生產的發展，促進了棉麻、茶桑、煙草和油料等經濟作物裁培麵積的增加，給蠶織、棉紡等業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推動了加工業和商業的發展。明中葉後，江南吳地，家家戶戶“以織作為業，即士大夫家多以紡織求利”於慎行：《轂山筆麈》。並相繼出現了大量的官營或民營的絲織作坊和機坊。“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經營模式，已有明顯的資本主義性質，由此而生的“取分金”、“換代”“齊行”等習俗，便顯得別開生麵。
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社會經濟結構有了變化，人們的思想觀念也因之而變化，明初“以農為本、重本輕末”的社會俗尚，已逐漸為“農商皆本”所取代。改農從商，棄農從技，成為社會時尚。“吳中縉紳士大夫多以貨殖為急”；江陰“多落大姓，居貨而賈者，數不可記”。嘉靖《江陰縣誌》卷二《市鎮》。即使僻遠山區貴州威清衛，也是“務本逐末者相半。”《貴州圖經新誌》卷地十三。離土的農民，則往往流入城市，以技藝謀生，如瓷業發達的江西景德鎮，“鎮上傭工皆聚四方無籍遊徒，每日不下數百人”《江西通誌》卷四九。；絲織業中心蘇州，“染房罷而染工散者數千人，機房罷而織工散者有數千人”《明神宗萬曆實錄》卷三六一。人口的大量湧入，一方麵刺激了城市商業經濟的發展，書肆、靴鋪、舊衣店、古董行等比比皆是；行販、貨郎、市婆絡繹於大街小巷，燈市、廟市、香市等市的交易空前繁榮；另一方麵，又促進了服務業的發展，社會分工越分越細，都城出現了水工、棚匠、廚工等“十作”、“三十六行”，南方蘇州有了供人洗澡的“香水行”，北方開封還有專為喪儀服務的冥衣鋪，真是五花八門，要有盡有，且行有行規，店有店俗，使得明代漢族社會的生產風俗顯得駁雜豐富，異姿紛呈。
一、農業風俗
明代農業在宋元基礎上有長足的發展。種植品種，除古已有之的稻、麥、稷、粟、黍、棉、麻、蔗諸物外，又從國外傳入番薯、花生、玉米和煙草等。種作既注意“合天時、地脈、物性之宜”馬一龍：《農說》。在選種、育苗、施肥、除蟲、灌溉、收割、貯藏及翻耕、土地利用諸方麵尚科學、重經驗；又信神重巫，講究禁忌。其俗比之於前代，已有很大的變化。
1．耕作更趨精細
明代種田提倡“寧可少而精密，不可多而草率”《沈氏農書·運田地法》。已有精耕細作之俗。在整地方麵，講求深耕，深耕時應達到七八寸，以使土壤徹底鬆軟。江南地區，“凡稻田收獲不再種者，土宜秋耕墾，使宿稿化爛，敵糞力一倍。”待來春播種時，則“一耕之後，勤者再耕、三耕，然後施耙，則土質勻碎，而其中膏脈釋化也。”宋應星：《天工開物·乃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