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紹興祈雨，則另有其俗。張岱《陶庵夢憶》卷七《及時雨》條曰：“壬申七月，村村禱雨，日日扮潮神海鬼，爭唾之”，並扮演《水滸》娛神，“得三十六人，梁山伯好漢，個個嗬活，臻臻至至，人馬稱婕而行，觀兜截遮攔”，“用大牌六：書奉旨招安者二、書風調雨順者一，盜息民安者一，更大書及時雨者二，前導之”。
北方遇旱，則要“打旱魃”，顧景星《攻旱魃詩序》曰：“今北路遇旱，或指野塚是魃，擊鼓聚眾，發而戮之，謂之打旱魃。雖塚主子孫不得問。”
吳地麥收時多雨，要“拜蛇王”，蔡雲《吳歈》有詩曰：“月交蛇位麥登物，日紀蛇生驗雨場，更怪妖氛幹正氣，叢祠香火拜蛇王。”並有注雲：“俗以四月十二日為毒蛇生日，雨則麥壞。蓋以四月屬蛇，麥收忌雨，而有此說也。婁門有蛇王廟，是日多焚香乞符者。”
北京久雨不晴，則有“掃晴娘”風俗。劉侗、於奕正《帝宋景物略》說，天氣久雨不止，民間女子以白紙作婦人頭，剪紅綠紙為婦人衣，苕帚苗綁一小苕帚，令紙女攜之，係於竹竿，掛於屋簷，以祈天晴。陝西漢中則稱之為“掃天婆”。
江南農家有“祭土穀神”之俗。成化《東陽縣誌》曰：“夏至，凡治田者，不論多少，必具酒肉，祭土穀神；束草之標插諸田間，就而祭之，謂祭田婆。六月六日，農家複祀穀神，謂之六六福。”
北方七月要祭青苗神。沈榜《宛暑雜記》載：“宛農家歲以是月祈禱年豐，各用麵果送紙錢，掛田禾之上，號曰掛地頭。”同時還有祭賽儀典，明人沈貞曾為此擬寫祝誦歌《樂青苗神詞》曰：
兩旗兮分張，舞輕風分悠揚。
神之司兮我疆，原田每每兮立我青秧。
不穰不莠兮無好無妨，無雨無陽兮百穀登場。
惟神降康兮報以蒸羊。
又有七月十五祭麻穀，馮應京《月令廣義》雲：“七月十五，燕城鄉民黍苗、麻粟苗連根及土，縛堅門之左右；別束三叢，立之門外，供以麵果，呼為祭麻穀”。
此外，各地尚有元宵“請紫姑”以卜一歲之豐歉，以及視正月二十日晴雨占棉花收成。嶺南流行“雨卜”。陳獻章《五月二十六雨》詩序雲：“民謂二十五、六、七日有雨主豐”；《六月一日雨》詩序雲：“民謂是日有雨，主旱。”
11．雇工經營形成習俗
明代中後期不少地主不再滿足於出租土地，而流行雇工經或風俗。張萱《西園聞見錄》卷一六中記載茅處士在唐家村種桑萬餘；淩蒙初《二刻拍案驚奇》卷四記載四川新都楊僉憲有千餘畝地種紅花，每年賣紅花可收入八、九百兩銀子，皆雇工經營。潘允端《玉華堂日記》記載，潘允端擁有的一二千畝土地，雇工從事墾田、耘田、挑泥、蒔秧、砟稻、撻花、種麥等農事勞作，由主發給“工本”和“工銀”。田莊裏種植的作物品種包括稻、麥、豆、菜子、棉花、蔬菜，以及西瓜、棗、桃、柿、櫻桃、桔、李、梅、香圓等果品，木樨、桂花、梅花、牡丹、薔薇、竹、柏、鬆、冬青、檜、棕櫚等花木。田莊產品除自用外，也有一部分投放市場。潘允端從買穀種、浸稻種、買牲畜、置農具、下種、蒔秧到收割，從耕作到農具的修理、水利設施的改善等，樣樣都參與管理。張安奇：《明稿本（玉華堂日記）中的經濟史資料研究》，《明史研究論叢》第五輯，江蘇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
在明代後期，雇工耕作並親自管理農業生產事宜已成社會風俗。據李詡《戒庵漫筆》卷四記載，蘇州常熟縣譚曉居住在水鄉，“田多窪蕪”，雇傭百餘名鄉民將低窪處皆鑿為池“以百計，皆畜魚”，池上築舍養豬、雞、魚食其糞易肥。“塍之平阜，植果屬，其汙澤，植菰屬，可畦植蔬屬，皆以千計”。連鳥鳧昆蟲之屬也“悉羅取而售之，亦以千計”。魚、果、蔬、菜、鳥蟲收入，“視田之入夏三倍”。譚曉田莊中的大部分產物都是投放市場的，空間利用非常巧妙、合理。可以說，這是一處以商品性生產為目的的立體化經營的農場。
明末還出現了先向地主租佃土地、再雇工經營的“佃富農經濟”。如福建“漳、泉、延、汀之民種菁種蔗，伐出采木，其利乃倍於田”萬曆《永福縣誌·風俗誌》。在經營中，逐漸出現了“山主”和“寮主”的區別。山主是“土著有山之人”，寮主則是“頗有資本”的外來者。寮主從山主手中租下山地，便“披寮蓬以待箐民之至，給所執之種，俾為鋤植”。所謂“箐民”，又叫“佘民”，都是“汀、上杭之貧民也，每年數百為群，赤手至各邑，依寮主為活，而受其傭值；或春來冬去，或留過冬為長雇者也”熊人霖：《南榮集》卷十一。很明顯，寮主與山主之間租佃關係，箐民與寮主之間雇傭關係，其產品基本上都被投發市場，這種經營方式是農業中資本主義萌芽的初步表現。
二、園藝風俗
隨著明代商品經濟和城鎮的進一步發展，園藝業中的蔬菜園藝、果樹園藝和花卉園藝都比前帶有較大的發展，並出現了許多專業花農。《帝京景物略》載曰：“京師右安門外十裏曰草橋，後人以花為業，都人賣花擔，每辰千百”，“冬則蘊火暄之，十月中旬，牡丹已進禦矣”。南方蘇州、嶺南廣州等地，也有大量的專業花農。商品性的園藝生產基地也已興起了，園藝種類和品種大大增多，園藝風俗有新了的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