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沿海漁民，謂出海捕魚為“碰海”，據王土性《廣誌繹》載，碰海人在海中自成一國，由長元、舵師任“三個月草頭天子”，管束處罰船工、漁工。舟山《船上人馬歌》則雲：船上諸人有頭錨、二漿、三漿、頭多人、夥將挽、老大、挑貨等級別。
四、手工業風俗
1．“三十六行”和“十作”
明時民間職業，已有“三十六行“之說，行業不同，其俗各異。明時稱手工業者為作，為匠。都城北京有“十作”，秦征蘭《天啟宮詞注》曰：“木作、石作、土作、漆、火、藥作、婚禮作、搭作、東行漆作，西行漆作、是謂十作。”又有“紮彩匠”，《如夢錄》曰：“紮彩匠做顯道神，其頭模有五尺高，六尺圍圓，王府出殯，皆用此物。”
木作奉魯班為祖師，《魯班經·匠家鏡》謂，明永樂時建北京龍聖殿，“賴師降靈指示，方獲落成，爰建廟祀之”，並同祀石敢當，“至除夕夜用生肉三片祭之。”藥作有端午采藥之俗，謂是日采藥多靈性，可治百病，歸子慕有《五月五日采藥》詩描述之。
工匠有“齊行”之俗，周暉《瑣事剩語》載曰：“甚矣，工人之貪也，時錢賤物價貴，工人倡為齊行，所爭者微，所聚者眾。”齊行又稱“齊盟”，係明時工匠之行會組織，陶工的行業幫會則稱“童慶社”。
2．紡織作坊新俗屢現
漢族民間，素有“男耕女織”風尚，明代更顯突出。宣德《富陽縣誌》載曰：“富陽雖濱江，居民不以魚鹽為業，男力耕耨，女勤蠶織。”嘉靖《臨海縣誌》載曰：“男業耕桑，女勤蠶織。”弘治《嘉興府誌》載曰：“其居四野者，夫耕女織，最為勤苦。”其他各邑，無不如此。而這種“男耕女織”大都是屬一家一戶的家庭生產，唯求“家給人足”而已。湖廣、江南及山東、河南、河北等地，則普遍植棉。蘇杭則戶戶蠶織，機聲不息，並出現了大量“機戶出資，機工出力”的紡織作坊，資本主義性質的工場漸趨形成，蠶織民俗已突破”男耕女織”的生產模式，於傳統中生出許多新俗，使之獨具時代特色。
嘉靖後，江南“城鄉皆事棉織，布被天下”；鬆江“俗務紡織，他技不多，而精線綾。”徐光啟：《農政全書》。而一家一戶之“女織”，已從“家給人足”發展為“市的交易”，曹蕃《郡乘外》雲：“紡織不止鄉落，雖城中亦然。裏媼晨抱紗入市，易木棉而歸，明旦複抱紗以出，無傾刻閑；織者率日成一匹，有通宵不寐者。”並逐漸出現了規模不等的作坊、機坊，由此形成了“取分金”、“換代”等風俗。
取分金，蔣以化《西台漫記》卷四載曰：蘇州“大戶張機為生，小戶趁機為活。每晨起，小戶數百人，嗷嗷相聚玄廟口，聽大戶呼織，曰取分金，為饔腹計。”
換代，萬曆《蘇州府誌》曰：“蘇民無積聚，多以絲織為生，東北半城皆居織戶，郡城之東皆習織業，織文曰緞，方空為紗。工匠各有專能，匠有常主，計日受值。有他故，則換無主之匠代之，曰換代。”
吳地機坊，俗奉嫘祖為神，稱“嫘祖娘娘”。據《浙江風俗簡誌》所載：“明朝時，杭州慶春門東園巷始建有機神廟。機工把自己的絲織技藝、買賣生意、機坊的興隆以及自身的生活保障等等都寄托在機神身上。每逢春秋兩季，用三牲五畜進行祭祀。儀式十分隆重，宣讀祭文，三跪九叩。機匠若招收徒工，也在這時行拜機神、拜師的儀式。晚上，同行聚餐，演戲敬神。機神廟平時供應茶水，作為坊主聚會，交流行情、作成買賣、磋商技藝的場所。”明末時，杭州已有湧金門紅門局、慶春門東園巷和艮山門石弄口三座機神廟，分別俗稱上機神廟、中機神廟、下機神廟、廟供嫘祖娘娘。”
明代攪棉已習慣於用腳踏式攪車，有的尚帶有“飛輪式”裝置。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五附有一幅“木棉攪車”圖，四足，有腳踏機構，一人自踏、自搖、自棉花。其文雲“今之攪車以一人當三人”，便指這一人兼做三項工作言。徐光啟在同卷中還談到了另外兩種攪車，即“句容式，一人可當四人；太倉式，二人可當八人”。《太倉州誌》曰：“軋車製高二尺五寸，三足。上加平木板，厚七八寸，橫尺五。直殺之板上，立二小柱，柱中橫鐵軸一，粗如指；木軸一，徑一寸。鐵軸透右柱，置曲柄；木軸透左柱，置圓木約二尺。軸端絡以繩，下連一小板，設機車足。用時右手執曲柄，左足踏小板，則圓木作勢，兩軸自軋。左手喂幹花軸罅，他處用碾軸或攪車，惟太倉式一當四人。”《古今圖書集成》卷二一八《考工典》引。此軋車當為“太倉式攪車”。明代彈棉機也有一些進步，元彈棉弓是竹製的；據《農政全書》記載，明代彈花機“以木為弓，蠟絲為弦”，故人們推測，其形製應更為寬大，從而提高了弓弦的振蕩力。又，《天工開物》卷二所載彈棉弓是懸吊在彎竹頂端的，這就免去了彈棉人舉弓之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