棉紡元代就使用了腳踏式三錠棉紡車，明代在沿用這一機械的同時，還發明出了四錠、五錠棉紡車。《物理小識》卷六“紡車”條說：“有紡雙縷者，有一手勾三線者。用天車者，鬆江、徽（州）、池（州）、台州、九江皆能之。”徐光啟《農政全書》卷三五“蠶桑廣類”載曰：“紡車容三繀，今吳下猶用之，間有用四繀者，江西樂安至容五繀”。“四繀”、“五繀”紡車的使用，提高了勞動生產率。
明代通常使用的繅絲是兩人操作的腳踏式機械，此外還使用過一人執惱火爨（煮繭），二人專打絲頭，二人主繅，五人共作的繅絲車。並有“出水幹”之俗，《天工開物》卷二“治絲”條曰“治絲登車時，用炭火四五兩，盆盛，去車關（即絲紝角）五寸許。運轉如風時，轉轉火意照幹，是曰出水幹也（若晴光又風色，則不用火）。”這樣，生絲隨繅隨幹，絲質既柔軟堅韌，又白淨晶瑩，同時也避免了蠶絲彼此粘結。
明代絲織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腰機式》曰：“凡織杭西、羅地等絹，輕、素等綢，銀條、巾、帽等紗，不必用花機，隻用小機。織匠以熟皮一方置坐下，其力全在腰尻之上，故名腰機。”（圖7）還有改機，張瀚《鬆窗夢語》曰：“明弘治間有林洪者，工杼柚。謂吳中多重錦，閩織不逮。遂改段（緞）機為四層，故名改機。”還有五層經絲的花機，宋應星《天工開物》卷二《乃服·機式》曰：“凡花機，通身度長一丈六尺，隆起花樓，中托衢盤，下垂衢腳（原注：水磨竹棍為之，計一千八百根）。對花樓下掘坑二尺許，以藏衢腳（原注：地氣濕者，架棚二尺代之）。提花小坐立花樓架木上。機末以的杠卷絲，中用疊助木兩枝，直穿二木，約四尺長，其尖插於筘兩頭，疊助，織紗羅者視織綾綃者減輕十餘斤方妙。其素羅不起花紋，與軟紗綾絹踏成良、梅小花者，視素羅隻加桄二扇，一人踏織自成，不用提花之人閑不住花樓，亦不設衢盤與衢腳也。其機式兩接，前一接平安，自花樓向身一接斜倚低下尺許，則疊助力雄。若織包頭細軟，則另為均平不斜之機。坐處鬥二腳，以其絲微細，防遏疊助之力也。”
明代紡織品種類較多，《天水冰山錄》所記嚴嵩府上各色衣服有織金妝花、絹、羅、紗、入機絨和絲布衣、宋錦刻絲衣、蟒葛衣、灑線裙等。明刊《大藏經》則載有妝花緞、妝花紗、實地紗、亮地紗、暗花緞、暗花絲絨、織金棉和花綾等，可見當時紡織品種類之多。
2．陶瓷業崇奉多神
陶瓷業為陶作，明代劉田所產之青瓷甚為著名，其製作、燒製過程有一套約定俗成的操作規程：“泥則取於室之近地”，“油則取諸山中，蓄木葉燒煉成灰，並白石未澄取細者，合而為油。大率取泥是細，合油是精。匠作先以鈞運成器，或模範成形。候泥幹則醮油塗飾，用泥筒盛之，置諸窯內，端正排空，以柴筱日夜燒變，候火色紅焰無煙，即以泥封閉火門，火氣絕而後便啟。凡綠豆色瑩，淨天瑕者為上，生菜色在次之。”明代陶作，所祀之行業神，有案可稽者有童賓、趙慨、蔣知四、華光、範蠡、土地神、火神、碗神、章氏兄弟、伯靈翁、金火聖母、堯帝、舜帝、陶正等。其中又以著名產瓷地江西景德鎮的祭祀陶神風習，最為典型（圖9）。明人王世懋在《二酉委譚》中曾記載當時陶作祭祀陶神盛況：“萬杵之戶殷地，火光炸天，夜令人不能寢，戲呼之曰四時雷電鎮，所供奉的行業神有董賓、趙慨、蔣知四、華光等。童賓又稱廣利窯神、風火仙師、陶神、火神等，是陶瓷業尊奉的祖師神。據乾隆《浮梁縣誌》記載，景德鎮禦窯廠署內，自明代以來便建有風火神廟，供奉童賓，“窯民奉祀維謹，酬獻無虛日，甚至俳優奏技數部，簇於一場。”乾隆：《浮梁縣誌》卷五《物產誌·陶政》。
五、商業風俗
明初，俗以農耕為本，工商為末，風俗渾厚敦樸。迨至中葉，風氣有變，民間漸趨”崇末輕本”，紛紛改農從商，棄農習技，萬曆《歙誌·貨殖》雲：“傳雲：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而今則一切反是。”此風幾遍全國。
蘇州，“人生十七八即挾資出商，楚衛齊魯靡遠不到，有數年不歸。”王鏊：《震澤編》卷三。山西平陰，其民“每挾貲走四方，所至多流寓其間，雖山陬海涯皆有邑人。”萬曆《沃史·風俗》。陝西富平，“地沃豐收，又兼木棉布絲之利，人十九商賈，故富室獨多。”嘉靖《耀州誌》卷四。浙江寧紹，“競賈販錐刀之利，大半食於利。”顧炎武：《肇域誌·浙江》。安徽徽州，“俗多行賈，輻輳四方之美好，以為奇快，歙為甚”湯尹賓：《睡庵集》卷二三。；“小民多執技藝，或販賣就食他郡者常十九。”嘉靖《徽州府誌》卷八。山東、河北、江西、廣東等地，經商之風同此興盛，風俗為之一變。
1．店鋪集中列肆
明初北京店鋪，大多集中列肆，俗稱“廊房”。明末清初查慎行《人海記》載：“永樂初，北京四門，鍾鼓樓等處，各蓋鋪房店房；召民居住，召商居貨，總謂之廊房。”
中葉以後，都城北京始有“古董行”，清初花村看行待者《談往》謂：古董行所售多係“商彝周鼎，秦鏡漢匜、晉書唐畫，宋元以下物不足貴。”並有書肆，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曰：“燕中書肆，多在大明門後，及禮部門外拱宸門西。每會試舉子，則書肆列於場前；歲朝後三日，則移於燈市；朔望並下浣五日，則徙於城隍廟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