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飲食服務業風俗

江南有茶館,田汝成《西湖遊覽誌餘》卷二十載曰:“杭州先年有酒館而無茶館,然富家宴會猶有專供茶事之人,謂之茶博士。嘉靖二十六年三月,有李氏者,忽開茶坊,飲客雲集,獲利甚厚,遠近仿之,旬日之間開茶坊者五十餘所。”並有供人洗澡的“混堂”,郎瑛《七修類稿》載曰:“吳浴,火石為池,人專執,池水相吞,遂成沸湯,名曰混堂,榜其門則曰香水。”

都城北京有“水工”,專替人擔水,史玄《舊京遺事》載曰:“京師擔水人,皆山西客戶,雖詩禮之家,擔水人皆得窺其室,是以遇選采宮人,大興、宛平二縣拘水戶,報名定籍,至今著為令焉。”

有專門為人幫廚之“廚人”,《舊京遺事》雲:“京師筵席,以蘇州廚人包辦者為尚,餘皆紹興廚人,不及格也。”

嶺南有幫人挑擔的“腳夫”,王臨亨《粵劍編》謂:“南雄山多田少,而民頗力業。山中婦人跣足而肩柴人市者,趾相錯也。訊其男子,則皆擔客裝度嶺去矣。”

(第三節)明代漢族生活風俗

中國封建社會,崇尚禮治,講究“衣服有製,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荀子·王製》。官民士庶,從生到死,衣食住行、燕賞玩樂,一舉一動皆受身份品級之限定,不敢輕易僭越。生活風俗難免受此製約。

明朝,封建集權製度極端發展,禮製形態較往時周密、嚴峻。開國之初,朱元璋認為:元之滅亡,在於“風俗相承,流於奢侈”,“貴賤無等,僭禮敗度”;明代要治天下,就得“定禮製以辨貴賤、明等威”宋濂:《洪武聖政記》。因此,他不遺頊細地頒布種種律令,規定“服舍之製”,並約之嚴刑酷法,力圖建立“貴賤之別,望而知之”葉夢珠:《閱世編》卷八。的社會模式。洪武八年,德慶侯廖永忠僭用龍鳳花紋,被處死刑。《明史·廖永忠傳》。洪武十三年,頒布《明律》,專設“服舍違式”條,規定:凡越級僭用服飾、車輿、房舍、器用者,庶民笞五十,官員杖一百。《明律集解附例》卷十三。

明初,承大亂之後,社會生產正處恢複階段,物質財富匱缺,商品經濟不活,再加律法約束,禮製的推行較為順利。受此影響,生活風俗大體循禮、儉約、拘禁。冠服方麵,“士女服飾皆有定製,人遵畫一之法”張瀚:《鬆窗夢語》卷八。;“士大夫家居多素練衣、緇布冠”《萬曆通州誌》卷二《風俗》。;“庶民不禦綺轂之服”《萬曆興化縣誌》卷四《風俗》。冠服如此,飲食、房舍、器用、車輿等,無一例外。如江南蘇州,“明初風尚誠樸,非世家不架高屋,衣飾器皿不敢奢侈;若小民,鹹以茅為屋,裙布荊釵而已”《吳江縣誌》卷三。山西一帶,“國初,民無他嗜,率尚簡質,中產之家,猶躬薪水之役﹔積千金者,宮牆服飾,窘若寒素。”顧炎武:《肇域誌·山西二》。河北地區,“俗尚勤儉,民多殷富,服多木棉、屋蔽風雨,雖大族巨商,婚不論財。”《雄乘》卷上,《風俗·俗尚》。南都南京,“富厚之家,多謹禮法,居室不敢淫,飲食不敢過。正德以前,房屋矮小,廳堂多在後麵,或有好事者畫以羅木,皆樸素渾堅不淫。”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五《建業風俗記》。

但是,這種恪收禮製、單調呆板的生活程式,畢竟難以持久,總因社會經濟之發展,而被逐漸打破。

明代中葉以後,隨著政治的穩定,生產的發展,社會財富積累增加,商品經濟繁榮,城市消費生活高度發展;同時,官僚機構漸趨腐化,法製日益鬆施,生活方麵越禮犯份之事隨機而生,社會風尚為之一變。嘉靖時,蘇杭一帶豪富,已不甘受禮製之約束,憑借金錢恣意享受:住必繡戶雕棟,衣必錦羅緞絨,宴必水陸珍饈,行必花舟彩輿。至於器用,則不惜以金銀作溺器;每遇出遊,則“妖童執絲簧,少婦控弓弩,服飾詭麗,照耀數裏”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七。一時之間,“盡改舊意”《鄆城縣誌》卷七。

迨至萬曆,禮製更壞。“豪門貴室,導奢導淫”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貧困之家,“家無擔石之儲,恥穿布素”龔煒:《巢林筆談》卷五。;“卑賤”的教坊司樂工,衣繪禽鳥,穿戴“與朝臣無異”沈德符:《萬曆野獲編》卷十三。;普通匠頭之居所,“壯麗敞豁,侔於勳戚”顧起元:《客座贅語》卷十九。;從不許乘輿之優伶、家奴,也敢公然乘坐八抬大轎;“奴隸快甲之家,皆用細器”顧炎武:《肇域誌·山西二》。尚奢侈、好虛榮成為時代風尚,流風相扇,終於導致晚明社會風俗之劇變。

江蘇江陰,“國初時,民居儉樸,三間五架,製甚狹;少服布素,老者穿紫花布長衫,戴平頭巾”,“成化以後,富者之居,僭侔公堂,麗裙膳,日以逑求。”南都南京,“正嘉以前,南都風尚最為淳厚”,“富厚之家,多謹禮法;萬曆以後,“則服舍違式,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嘉靖《江陰縣誌》卷四《風俗記》。

河北正定,“成化弘治之間,俗尚勤儉”,後則“侈靡漸啟,富家善宴會,貧者亦踵相效。”陝西耀州,成化弘治時,“宴會不務多品,率以醉飽闕略自快”;“自正德以來,裏俗乃日日異者,衣冠日變,而頭者方巾、儒履,幾滿市衢。”山東博平,“正德嘉靖間而古風漸渺,由嘉靖中葉以至於今,流風愈趨愈下,慣習驕吝,互尚荒佚,以歡宴放飲為豁達,以珍味豔色為盛禮。”

綜上所述,明代中葉以後,從城市到鄉村,從江南到塞北,全國城鄉的生活風俗都發生了劇烈的變化:由“循禮”趨向“違式”,由“拘謹”趨向“放達”,由“儉約”趨向“奢靡”,打破了明初呆滯不變的程式,呈現出異彩紛呈的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