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服飾習俗
明朝服飾，例有定製，官民士庶，不得僭用，違者約之以刑律。因此，明初服飾，“人遵畫一之法”，“自職官大僚而下至於生員，俱戴四角方巾，服各色花素綢紗綾羅道袍。其華而稚重者，冬用大絨繭綢，夏用細葛，庶民莫敢效也；其樸素者，冬用紫花細布或白布為袍，隸人不敢擬也。其市井富民亦有服紗綢綾羅者，然色必青黑，不敢從新豔也。”範濂：《雲間據目抄》卷二。其風貌，大體拘謹、守成、儉約。
嘉靖以後，其製漸弛，服飾方麵的越禮犯份，日趨增多。向被尊為人君象征的龍紋，嘉靖末年已成吳地百姓之常服紋飾；龔煒：《巢林筆談》卷五。教坊司樂工，明初限戴青萬字巾或綠頭巾，嘉靖以後卻堂而皇之地仿效士大夫，衣繪禽鳥，穿戴“與朝臣無異”。
迨至萬曆，“服舍違式，婚宴無節，白屋之家，侈僭無忌”《明會典》。已成舉國之俗。明製：“庶民妻女用袍衫止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葉夢珠：《閱世編》卷八。萬曆後，江浙小康之家“非大紅繡衣不服”，大戶婢女“非大紅裏衣不華”；江西贛州，“不分貴賤，不論賢愚，戴方巾、被花繡、躡履，黃裝銀頂”；都城北京，“婦人尚炫服之飾，遇有吉席，乘轎，衣大紅蟒衣”。服飾習俗一改明初守禮、儉樸之風，而呈現絢麗多姿之風采。如服裝用料，據範濂《雲間據目抄》載曰：“初尚宋錦，後尚唐錦、漢錦、晉錦，今皆用千鍾粟倭錦、芙蓉錦”，“視漢唐諸錦皆稱厭物矣”；婦女發髻，“隆慶初年皆尚扁圓，自後翻出尖頂髻、鵝膽心髻，漸見長圓”，時而又“梳頭如男人直羅，不用分發鬢髻，髻皆後垂，又名墮馬髻”，真是日新月異。難怪有人歎曰：“富家子弟以服飾為炫耀，逮輿隸亦穿綢緞，侈靡甚矣！”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
由拘謹守成、儉約樸素，到靡奢侈華、追求時髦，明代漢族社會的服飾習俗，前後判然。
1.官員服製複唐宋古製
明代官員的製服基本恢複了漢族社會的傳統製式，較多地體現出唐宋古製。當時文武官員的冠服有朝服、祭服、公服和常服等。朝服：洪武二十六年定，公冠八梁，加籠中貂蟬，立筆，前後玉蟬；侯七梁冠，籠中貂蟬，立筆，前後金蟬；伯同侯，前後玳瑁蟬，都插以雉尾；駙馬同侯，但不插雉尾。衣用赤羅衣，白紗中單、青飾領緣，赤羅裳、青緣，赤羅蔽膝，革帶佩綬，白襪黑履。明代官員一品至九品，俱戴“忠靖冠”。“忠靖冠”，鐵絲為框，外蒙烏紗，冠後豎兩翅，俗稱“山”，正前方隆起，以金線壓出山梁。官員品級以冠上梁數為差。一品七梁冠，不用籠中貂蟬，玉革帶加玉佩，綬用四色織成花錦，下結青絲網玉環；二品六梁冠；三品五梁冠；四品四梁冠；五品三梁冠；六品、七品二梁冠；八品、九品一梁冠（圖14）。凡大祀、慶成、正旦、冬至、聖節及頒詔開讀、進表、傳製時官員須服用朝服。嘉靖七年（1528年）時，曾將此製有更定，但無大的損益。唯錦衣衛堂上官服大紅蟒衣、飛魚服，戴烏紗帽，束鸞帶（圖15）。
祭服：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定一品至九品官員的祭服為：青羅衣，白紗中單，俱皂領緣；赤羅裳，皂緣；赤羅蔽膝；方心曲領。冠帶、佩綬同朝服，並規定文武官員分獻陪祀時服暖和祭服。若在家用祭服時，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四品以下去佩綬。文武官員祭太廟、社稷時則服大紅便服。
公服，據洪武二十六年定製，衣用盤領右衽袍，袖寬3尺。材料用紵絲，或者紗羅絹。一品至四品緋袍；五品至七品青袍；八品九品綠袍；未入流雜職官的袍、笏、帶與八品以下同。袍的花紋以花徑大小分別品級，如一品用大獨科花，徑五寸；以下以次遞減其，八品以下則無花紋。首戴襆頭，漆紗為之，旁二等展角各長1尺2寸。腰帶，一品用花或素的玉；二品犀；三品四品金荔枝；五品以下用烏角。革呈用青革，仍垂撻尾於下，著皂靴。凡每日早晚朝奏事、侍班、謝恩、見辭時服之。後改定朔望朝時用之。其餘常朝時則用便服，公、侯、駙馬、伯的服飾等與一品同。
常服，明朝官員常朝視事（即在本館署內處理公務），則穿常服。洪武三年（1370年）定製，官員凡常朝視事用烏紗帽，團領衫束帶。一品用玉帶，二品花犀，三品金鈒花，四品素金，五品銀鈒花，六品、七品素銀，八品、九品烏角，公、侯、伯、駙馬與一品相同。洪武二十四年（1391年）定製，常服用補子分別品級高貴：公、侯、伯、駙馬用繡麒麟、白澤，文官一品用仙鶴，二品用錦雞，三品用孔雀，四品用雲雁，五品用白鷳，六品用鷺鷥，七品用鸂，八品用黃鸝，九品用鵪鶉，雜職用練鵲，風憲官（即法官）用獬；武官一品、二品用獅子，三品、四品用虎豹，五品用熊羆，六品、七品用彪，八品用犀牛，九品用海馬。由於勳爵品官日常用常服，所以明代人說：“國朝服色以補為別”謝肇淛：《五雜俎》卷十二。可見用補子花樣以示等第，是明代官服的重要特點之一。
禦內太監則戴“剛義帽”和“平巾”。剛義帽“以絲竹作胎，真青縐紗蒙之，自奉禦至太監皆戴之”；平巾，“長隨內史小火者戴之，製如官帽而無後山，然有羅幅垂於後，長尺餘，俗所謂紗帽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