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明代漢族婦女中還流行以假髻、鬏髻、頭箍、髢、兩博鬢和眉間俏等為首飾的習俗。假髻為女子常飾，“或以金銀絲、或以馬尾、或以紗，帽之，有冠、有丫髻”，戴之於發；其形有鳴蟬、墜馬、尖頂、鵝膽心、新月、桃心等。鬏髻，“以鐵絲織為環，外編以發，高視髻之半，罩子髻而以簪綰之，名曰鼓”；其式有羅漢鬏、懶梳頭、雙飛燕、到枕鬆、牡丹頭、鬆鬢扁髻等。頭箍，又稱包頭，即後世之“漁婆勒子”、“豹覆額”，係一窄長條，紮於眉額之上，以束其發。最初用綜絲，結成網狀，罩住頭發。隨著時代的發展，又出現了紗頭箍和熟羅頭箍。頭箍的形式，初期尚闊，後又行窄，即使在盛暑季節，仍有人戴此。說明它的作用已不限於束發，而變成了裝飾。據明代文獻記載：頭箍裹額的額帕冬季為烏綾，以為禦寒；夏季則改用較薄的烏紗，每幅闊約二三寸，長四至六寸；後改用全幅，斜折至闊三寸。明末，額帕多用二幅，每幅方尺許，斜折闊寸餘，一幅施於內，另一幅覆於外，又作方結加於外幅的正麵。頭箍需每日係戴，戴上卸下，較為麻煩，便後又出現用烏絨、烏綾、烏紗等按發額頭圍大小定製取戴方便的“烏兜”。明人沈石田詩中所雲的“雨落兒童拖草履，晴幹嫂子戴烏兜”，即指此物。富貴之家婦女的頭箍和烏兜上，常點綴有金玉珠寶翡翠，如在藉沒權奸嚴嵩的家產中便記有“金廂珠寶頭箍七件”、“金廂珠玉寶石頭箍兩條”。《金瓶梅詞話》中也曾多次提及婦女頭戴頭箍的風俗，如在第七十七回中，敘述富
商西門慶勾搭賁四嫂，“他急急鑽進賁四嫂家中，見他勒著翠藍銷金箍兒。”
在南方，吳中女子還喜戴網巾。褚人獲《堅瓠集》引“吳下歌謠”雲：“蘇州三件好新聞；男兒著條紅圍領：女兒倒要包網巾，貧兒打扮富兒形。”北方女子則愛戴假花，《餘氏辨林》載：“京師凡孟春之月，兒女多剪彩為花或草蟲之類，插首，曰鬧嚷嚷。大家女子則喜作粉靨，王三聘《古今事物考》曰：“近世婦人妝，喜作粉靨，如月形，如錢樣，又以朱若胭脂點者。女子出嫁，則可戴鳳冠，近人徐珂《清稗類鈔》曰：“明時，皇妃常服，花釵鳳冠。其平民嫁女，亦有假用鳳冠者，相傳所謂出於明初馬皇後。”
明代士宦尚首飾，有冠帽釘“鐸針”之俗。鐸針，金銀珠翠參珊瑚製之，其形“元旦則大吉葫蘆，元夕則燈籠，端午則天師，中秋則月光，重陽則菊花，冬至則綿羊。”男子尚簪花，劉鑾《五石觚》載：“皖桐潘映簍，特製小碧盒子冠右，每早插翠花一枝在盒，又任意或時花或珠花。”也有男子傅粉，沈德符《野獲編》載：“予遊都下，見軍官輩談主上視朝，必用粉傅麵及頸，以表穆。”
明代漢族庶民佩物，北方士庶腰佩“扁辮”，劉若愚《酌中誌》載：“扁辮，用不堪紫色絨，或青綠色絨，如大帶子，微鬆軟耳。長可丈餘不等，闊可三四寸，凡遇雨雪，將衣掐束，離地八九寸，以防泥汙。”又有佩腰刀、牙筋之俗，同書載：“下牙筋一雙，小尖刀一把，長六七寸不等，銀鑲鯊魚皮等鞘，以紅絨辮係束於衣左牌穗之上。”士大夫夏日喜佩伽南，文震亨《長物誌》曰：伽南“小者以製扇墜數珠，夏日佩之，可以辟穢。”伽南係各貴香木所製之數珠。明代漢族女子佩物，則有手鐲、戒指、纏子、墜領、七事、禁步等。《客座贅語》曰：“飾於臂曰手鐲”；“金玉追煉，約於指間曰戒指；又以金絲繞而箍之曰纏子”；“以金珠玉雜治為百物形，以長索貫諸器物，係而垂之，或在胸曰墜領，或係於裾之要曰七事”；“以玉作佩係之，行步聲然，曰禁步。”
二、飲食習俗
明代，是我國曆史上農業文明高度發達的一個時代，雖然由於曆史發展階段、自然條件、地理環境以及其他諸種因素的作用和影響，致使漢族各地區間的經濟發展，存在著巨大的差異性，但明代漢族的膳食結構仍以糧食、菜蔬為主，肉食為輔，其中北方人的主食以麵食為主，南方人則以米食為主。南米北麵是構成明代漢族飲食習俗文化的兩個核心內容。為維護封建禮教的需要，明代統治者對社會各階層的飲食內容、消費標準、餐具等次、飲宴規格和筵席禮儀等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與限製，不許僭越違製，否則嚴懲不貸。由於受此限製，再加明初戰亂甫定，生產未得以全麵恢複，人們生活資料不豐，故明初漢族社會的飲食習俗基本上崇尚簡樸，即遇宴飲，也以儉約為常。如浙江寧波，“賓至則擷蔬飲糲以為餉”；江蘇興化，“酒席先年尚簡，物薄情真”；陝西耀州，“宴會不務多品，率幾醉飽闕略自快”；江蘇鬆江，大戶家請客，隻是“果五色，肴五品而已，惟大賓或新親過門，則添蝦蟹蜆蛤三四物，亦歲中不一二次也”，各地大抵如此。可見，在明代前期，漢族社會各階層成員的日常飲宴生活，基本上遵循封建王朝禮製的嚴格規定和限製，很少有違禮逾製的事情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