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外彙市場是一個比股市大10倍的市場,其流動性又比房市好很多倍,若再配合國債、企業債、地方政府債,就能夠為從股市、房市退出的投資者提供非常多的選擇,因此我們將不再顧慮下一個流動性過剩的接盤者是誰。當然,這個市場必須是中國自己的,且同時保證“體內循環”和雙向流動才是關鍵。從全世界虛擬金融市場的發展趨勢看,全球外彙市場不僅已達到了令人難以想象的程度,而且還有極大的發展空間。其中的奧秘就是貨幣自由兌換趨勢。

讓中國投資者自由投資中國自己的外彙市場,眼前就可以大幅地分散央行巨大的外儲壓力,這也符合“藏彙於民”的政策取向。讓全世界都來投資人民幣,為中國的投資者開辟更多的投資渠道,這也是一個多贏的結果。

當然,開放外彙市場有許多技術上的問題,但是,既然已經選擇了外彙的自由購買,那麼是不是應該開放國內居民自由投資外彙資產,是不是應該開放境外投資者自由買賣人民幣?從這個角度分析,監管者不僅會加速人民幣自由兌換進程,投資者也應及早做好準備,以迎接由外彙市場開放帶來的曆史機遇。

“我們不應該主動刺破泡沫,而隻需要為限製泡沫破滅對宏觀經濟的損害做好充分的準備就可以了。”財經評論家、《中華工商時報》副總編水皮說。

其實,最初提出這一個概念的並不是水皮,而是美國前聯邦儲主席格林斯潘。大概就在10年前,1996年的12月5日,格林斯潘在華盛頓做了“非理性繁榮”的著名演講,當年美國股市的遭遇和今天中國的情況何其相似,美國也遇到了泡沫之困。

格林斯潘是美聯儲主席、美國貨幣改革的決策者。就貨幣政策而言,格老以為中央銀行不應該試圖將股票、住房和其他資產價格作為目標。不但如此,格林斯潘進而明確提出,如果金融資產泡沫的崩潰沒有威脅到實質經濟如生產、就業、價格穩定時,美聯儲官員就不應該關注。

“事實上,1987年的股市大崩潰對我們的經濟幾乎沒有什麼負麵的影響。但是,我們不應該低估資本市場與整個經濟之間的複雜關係,也不應該對此感到放心。因此,評估資產負債數據的變化,尤其是資產價格的變化是製定貨幣政策的一部分”。就在格林斯潘講上述這番話的當天,標準普爾的指數是744.38,比上年同期上漲21%,現在標普的指數已經翻番。

水皮以為,中國股市有泡沫,股市的泡沫正在生成,但就現在的現狀而言,股市的泡沫還沒有達到要破滅的時候。其實,泡沫的生成、破滅,本是股市的規律,是股市對於人性貪婪的報複,是矯枉過正。泡沫是自己破的,投資者沒話可說,泡沫是管理層人為刺破的,投資者會把自身的投資錯誤一股腦兒地推給管理層,從而達到為替自己的非理性投資行為開脫的目的。

“現在的中國股市已經不再是五年前的股市,對於一個開放的股市,從阻遏思維來對付流動性過剩問題,是難上加難的事情。管理層要打壓過熱的股市有沒有辦法?如果套用當年的行政手段,可以讓股市應聲而落,但是對於外資來講,又如何讓他們對A股產生信心呢?”

在2007年4月北京恩必特(新智庫:New Brain Trust, NBT)經濟谘詢中心組織的“2007年金融沙龍II”上,一些專家認為,中國股市健康發展的首要問題就是要規範上市公司,要求其將盈利真正按照一定的比例分給股東,這樣股東才能沉靜下來。例如,微軟、IBM的股東對其所持股票絕少隨便出售,因為這些股票可以保證投資者每年30%左右的盈利。所以,中國通過資本市場所進行的改革,就是要表現出這種狀況,而這個狀況對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比如,有專家從企業角度來判斷這兩年股市的成長基礎。1996年以後,企業大麵積虧損使收益下降,但股市反而上升了。而這一次則不同,現在企業處於盈利狀態。股市基本狀況的特點之一就在於上市公司,這些企業近年來盈利增長的速度非常快。這位專家認為,這兩年上市公司股票上升實際上與企業的基本麵有很大的關係。現在已很少有人說股票市場是“賭場”了,隻說是“泡沫”。因為,至少從上市公司的業績來看,中國股票市場表現了社會財富的增加。

與會專家認為,近年來,中國資本市場改革取得了重大的進展,主要表現在七個方麵:一是以《國務院關於資本市場發展的若幹意見》出台為標誌,表明我國資本市場的改革發展已經進入了一個新時期;二是股權分置改革;三是上市公司治理,包括並購市場的激勵機製、信息披露方麵的改進;四是券商的綜合治理;五是發行體製改革,這項改革不僅僅是發行製度的改革,還包括製度的建立,“A+H”發行模式的成功實現;六是基金業的市場化改革。基金業能發展到今天的規模,和這一改革有很大關係;七是法律法規的完善。《公司法》和《證券法》修訂以來,有關部門根據修訂後的“兩法”,重新完善或補充了一係列行政法規和部門規章。

同時,有關專家也認為,目前中國資本市場發展也麵臨著四大挑戰:

第一個挑戰是資本市場規模較小且結構不合理,需要進一步擴大規模以適應國民經濟發展。與此同時,要對整個資本市場的結構進行調整,建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體係,包括場內市場和場外市場,股票市場、債券市場和衍生金融工具市場等。

第二個挑戰是整個資本市場的運作機製有待完善,特別是效率有待於提高,這裏麵當然也包含監管效率,數據分析表明我國資本市場效率還是很低下的。

第三個方麵的挑戰是市場主體或參與者實力較差。例如上市公司的整體實力差,特別是治理水平還有很大的差距;券商的綜合實力差,機構投資者存在較多的問題。

第四個方麵的挑戰是法製和誠信環境差、監管體製不健全。

因此,專家們認為,明確中國資本市場的發展戰略就顯得極為重要。必須從2007年到2020年長期的角度來看待發展戰略問題,充分認識資本市場的重要作用,而且要將之提高到國家戰略的高度來認識,從中國崛起的高度來看待資本市場的發展。

根據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的經驗總結,推動資本市場發展的主要戰略措施應當是:建立市場化、規範化、國際化的資本市場。需要特別強調的是,實施這一發展戰略的關鍵是要正確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兩者的關係應予以明確。專家們特別強調,這一點非常重要。

專家們對指數達到三千多點的市場震蕩和泡沫評論說,“問題不在於這個點位是高了還是低了,關鍵的問題在於資本市場經過這幾年的熊市,應該在新的基礎上有一個比較長期、穩定的發展局麵。這並不隻是國家的政治需要,也並不隻是經濟的需要,關鍵是客觀現實中市場已經具備了這一基礎。”

對於目前高位調整震蕩中的市場投資行為,專家們指出了借錢入市的巨大風險,但認可投資者利用自己一定比例的閑置資金通過基金市場投資股市的穩健策略,並給出了三個方麵的建議:首先,在中國資本市場基礎之上的基金行業至少在未來兩年到三年之間的發展勢頭應該是好的;其次,一個階段的調整是不可避免的,屬於正常現象;其三,經過了兩年多資本市場的整頓發展,股市有了較好的長期發展基礎,其發展對國民經濟越來越重要,與國民經濟的發展也越來越一致。

專家們指出,健康有效的資本市場是保證中國經濟今後幾年或者相當長時間內能否長期穩定發展的關鍵基礎之一。對於股市目前比較繁榮的局麵,我們一方麵應該珍惜,不能因存在泡沫而簡單地否定它,另一方麵也應該采取一些切切實實的措施,把當前的股市由“百米衝刺式”的狀態轉到“馬拉鬆式”的跑步狀態。他們建議監管部門適當地增加股票供應,加快公司上市的步伐,同時加快債市在中國的成長。同時,專家們呼籲盡快建立、健全一個多層次的資本市場。

有專家強調,發展多層次市場需要認真思考一個問題,即股票市場的基本功能是什麼?實際上,股票市場最基本、最核心的功能就是交易,具有可交易性是股票市場的根本製度。遺憾的是,長期以來中國股票市場卻偏重於融資。在中國,無論是監管部門還是上市公司、無論是券商還是投資者,都僅把股票市場當作融資市場,這種觀念是錯誤的。顯而易見,這一問題是建立多層次股票市場應該認真研究解決的。如果我們還在原來的軌道上走,股票市場盡管也可能有所謂“十年黃金期”,但是對整個國民經濟的貢獻度會大大下降。

在此基礎上,專家們具體分析後認為,當前從中國資本市場的長遠發展來看,“牛鼻子”就是發展機構投資者,因為機構投資者入市可以帶動整個市場質量的提高。但是中國目前機構投資者的投資環境依然不佳,最突出的是沒有專門針對機構投資者提供服務的專業中介機構。保險資金、社保資金、養老基金等因此對入市顧慮重重。在此背景下,機構投資者即使入市也很難迫使基金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完善治理結構和提升管理水平,相反隻是帶來虛擬的資本利得而非促進上市公司創造利潤。因此,中國應當借鑒美歐經驗,搞好市場基礎建設,創造一個好平台以利於機構投資者參與公司治理。

中國資本市場的穩定發展需要一批比較好的國有企業。現在中國資本市場的企業結構中,中央企業有194家上市公司,總股本占到22%左右。2006年中期的業績報告顯示,資本市場前20名上市公司都是中央企業,利潤大概占到50%多。隨著國有經濟調整步伐的加快,很多證券公司、機構投資者都十分看好中央企業的上市公司。因為中央企業的上市公司占據的資源最多,—旦這些企業把資產注入到上市公司,這些公司的業績提高是顯著的。

毫無疑問,這些央企盤子大、資產質量高,將它們做強做大在相當程度上會左右中國股市的股指和股市的健康發展。利用資本市場來發揮中央提出來的“三力”即影響力、帶動力和控製力,應該是一個很好的辦法。

但專家們同時指出,要達到這樣的效果,就要促進提高中國資本市場的國際競爭力。這些年很多海外證券交易所到中國爭奪上市公司,中國資本市場完全也可以吸引優秀的國際企業到中國的資本市場上市,讓中國的廣大投資者分享其收益。假如英特爾、微軟、三星這樣的企業能夠在中國上市,對中國資本市場將會產生巨大的影響。專家們還認為,這不僅是上市的問題,更深刻的含義是它將推動整個資本市場一係列市場變革、推動國內的製度變革、監管體製創新等。這樣中國資本市場才能有競爭力。對此,我們必須及早規劃、未雨綢繆。

《金融時報》記者徐紹峰更直接呼籲,為了避免竭澤而漁的泡沫化為炒作,市場應倡導慢牛走勢,因為股市隻有從目前的“短跑”狀態轉向穩健發展狀態,才更有利於股市的長期健康發展和中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因為狂牛是以犧牲市場未來、犧牲多數投資者利益為代價,是換取少數利益集團私利的危險走勢。如果市場繼續演繹這樣的瘋狂,那麼瘋狂的代價就是始作俑者的滅亡。而“慢牛是一種負責任的牛市。這種負責任不僅是對牛市未來的負責,對中國金融體係健康發展的負責,更是對市場參與者自身利益的負責。要避免股市頻頻遭受政策幹預,要想讓牛市行情走得更遠,主導市場的機構投資者必須用心領會政策意圖、注意控製牛市節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