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環境保護最終是防止環境汙染和生態破壞，為人民創造一個清潔、優 美、舒適的生產和生活環境。而同樣重要的是，21世紀中國經濟發展戰略目標 是在生態穩定而不是脆弱的基礎上推進的。近期與中期目標是，基本控製自然 生態破壞急劇惡化的趨勢，其中某些方麵得到局部改善，城市環境和工業汙染 得到一定程度的控製和治理，逐步減輕環境汙染對人體健康的危害；保護人類 賴以生存和發展的生態過程和生命支持係統，使其免遭破壞和汙染，保存生物 物種的遺傳多樣性。
需要“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
中國偉大複興的戰略需要有“以人為本”的新發展觀。2003年的那場始料 未及的SARS疫情突襲中國。在SARS嚴重的時候，我們如此引以自豪的中國現 代化的城市、現代化高速公路等，一下子變得十分淒涼：賓館沒有人了，公路 也沒有車跑了。於是人們產生了疑問，為什麼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中國經濟在持 續高速增長的同時，國家公共衛生體製和社會應急體製竟是如此的不堪一擊？ 這麼多年，國人辛辛苦苦搞經濟，轟轟烈烈追求國內生產總值的增長，人究竟 被放在什麼位置上？所以，如果說過去曾經強調“發展是硬道理”，現在終於 到了認識“以人為本是更硬的道理”的時候了。
平心而論，中國過去30多年的改革，我們對與人相關的各項社會事業的關 注是嚴重缺乏的。改革開放以前，雖然中國的物質水平非常低，但在公共衛生 領域方麵卻曾經是一個非常成功的典範國家。到20世紀70年代末，中國已成為 全國擁有最全麵的醫療保障體係的國家之一，這就使得中國的人均壽命從1949 年的35歲提高到70年代末的70歲，嬰兒死亡率從195%c降到41%c。一直到20世紀 80年代，有關的國際組織對中國工作的排序是這樣定位的，即中國按國內生產 總值排序非常落後，但按健康排名比國內生產總值排名要高得多。然而這種曾 令國人引以自豪的國家公共政策設施到了改革開放的今天卻並沒有得到很好的 承繼和發展。
過去30多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堪稱是世界奇跡，但在中國增長“奇跡”背 後，我們看到的是中國經濟發展中存在著那麼多似乎是“越軌” “反常”和 “悖理”的現象：在中國人均住房麵積不斷增加的同時，是被國人稱之為買房難、教育難、看病難的“新三座大山”的壓迫；在中國經濟不斷發展、國內生 產總值連年高速增加的同時，中國貧富分化、資源緊張、環境汙染、人文素質 下降的問題也日趨凸顯。
GDP作為衡量一個國家經濟發展的主要指數，是一個非常狹隘的衡量指 標。衡量一個國家經濟增長不僅要通過GDP,同時還應該包括更多因素，比如 健康、人民生活狀況、教育問題以及自然資源等，這些因素也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和GDP是同等重要。
呼喚政府在新政上的主導地位
21世紀中國偉大複興進程必然是一個紊亂與秩序、混沌與協調並存的過 程，但同時又不可能在普遍混亂、嚴重滯緩、不斷反複、大規模動蕩的自發社 會過程中實現。新加坡資政李光耀曾經多次客觀地指出保持國家穩定、樹立中 央權威對發展中國家的重要性。他早在1994年3月12日接受美國《外交》季刊記 者采訪時就說過，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情況完全不同的國家，除了建立強大 的中央政權別無選擇。他指出，如果中國的動亂得逞，今天的中國會是一個比 蘇聯還要更糟的國家。為了在相對穩定、不斷更新、漸進漸變、組織演進、再 組織化的社會過程中實現21世紀中國偉大複興，就要求中國政府有意識地突出 自身在推行新政上的主導地位，因為：
1. 政府高舉現代化旗幟，對於保持和提高全民族的奮發自信精神是十分 重要的。
2. 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目標實施過程始終存在著政治、經濟、文化、技 術等方麵激烈的衝突與不平衡，需要政府不斷協調，並將這些衝突和不平衡本 身可能具有的進步意義轉變為加快發展的動力。
3. 政府主導地位是推進21世紀中國發展戰略過程中社會總體利益最大化 的保障，包括有效控製總人口增長，保護整個民族生存的自然基礎，為持續發 展創造安定的政治和社會環境，對社會各個領域發展的全麵設計、組織和協 調，緩解各階層、各集團利益矛盾等。
結論是，政府在推進21世紀中國偉大複興的發展戰略中，要有意識地提高 自身在逐步建立新體製和政策作用新機製基礎上的主導地位。在一個有著十幾 億的人口巨國實施中國經濟第二次起飛發展戰略，是一個十分複雜的過程，任 何一個人或幾個人的知識與經驗都不足以駕馭這個過程。因此，政府在製定和 實施發展戰略時，必須具有科學、民主和務實的精神，必須以嚴肅態度麵對現 實，運用科學民主的方法，集思廣益，正確判斷環境，準確把握實際和規律，以 便製定科學的戰略和政策。必須有成千上萬個最優秀的各方麵專家從事長期的、 係統的、綜合的研究，提出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案，進行充分的論證和反複的比 較，才能在多種發展方案中選擇符合中國國情的最佳方案，充分把握有限的、稍 縱即逝的曆史機會，義無反顧地、卓有成效地推進中國偉大複興的曆史進程。
實現民主和法製是這一曆史進程中保持和創造穩定社會政治環境的基本保 障，也是中國政府作為領導核心的內聚力和吸引力的必要條件。由於經濟起飛 階段中各類矛盾衝突主要來自社會各利益集團，這些集團必須有反映意見和要 求的手段和通道，以便在政府進行重大決策時統籌兼顧地考慮到他們的利益。 政府通過民主的手段、對話協商的方式，協調社會各利益集團的矛盾和利益， 適當解決經濟發展過程中可能出現的利益衝突，從而將利益衝突對經濟增長產 生的各類成本降低到最小。
要逐步健全法製，把各種行為都嚴格地納人法製的軌道。改革領導製度和 組織製度，從製度上保證國家穩定性，保證政策連續性。積極穩妥地推進政治 體製改革，保持國家穩定的社會政治環境，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特別是政府 的作用機製和作用方式必須率先改革，並不斷創新和發展，從根本上消除自身 腐敗現象，增強自身淨化能力。一個不能醫治無能、根治腐敗的政府不僅將毀 掉這個政府自身，而且也將毀掉整個社會，改革事業也將可能功虧一簣。
剛落幕的“十八大”期間，“腐敗不除將致亡黨亡國”的警訊出現在前後 兩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講話中，顯示出中共自我糾錯和繼續領導人民走向更美 好未來的決心。“十八大”後，習近平在走訪8個民主黨派中央和全國工商聯 時，更是借用毛澤東在延安窯洞關於曆史周期律的一段對話，以鞭策和警示中 國共產黨。1947年，黃炎培到延安考察，談到“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稱曆朝曆代都沒有能跳出興亡周期律。毛澤東表示：“我們已經找到新路，我 們能跳出這周期律。這條新路，就是民主。隻有讓人民來監督政府，政府才不 敢鬆懈。隻有人人起來負責，才不會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