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未能選擇一種生活方式使自己對於自由與。主動性的需求能受到鼓勵，他便選擇另一種環境來使自己已經消沉的自尊心更趨低落。隨後又將早先內化的障礙歸咎於這種環境。
例如，他在一家很大的生產企業謀求到一個中級管理職位，企業的決策人員思想狹隘，他便不敢引進革新觀念，唯恐遭到嘲諷與指責。這時現實的陷阱印證了內心的陷阱。這一惡性循環一經形成，他能到手的選擇機會便愈加有限了。
如果他身心的某一部分受到危急處境的壓力而平衡發生變動，使他意識到了這種陷阱，這時他終於開始感到痛楚。人類具有一種強烈的傾向：通過設置外部的陷阱來肯定內心的壓抑與失落感，隨後又生活在這不幸的平衡之中，一直到發生某些不尋常的戲劇性的事態，才使他們猛然醒悟，正視自己的危境。在建立這些陷阱的過程中，他們往往選擇不適宜的異性結婚或戀愛，信賴那些被證明是根本不值得信賴的朋友或同事，以一種不負責任的態度支配錢財，選擇那些常常令人氣餒、本質上阻礙自我實現的職業。
總之，那些為自己設下陷阱的人們，都是慢性抑鬱症患者，或是缺乏內心自由的人；他們不是我稱為“自我實現”型的人。健康成熟的成年人應能認清目標，並同時朝目標前進。而這一目標應與他的價值觀念係統一致，反映他性格的需求，同時按他的條件是可以達到的，盡管要獲得成就需要克服重重障礙。
一個懂得自己感情與能力的成熟的人應能考慮正當的機會，並從中作出選擇。他能以一種受約束或患病態恐懼症的人所不懂的自由來朝值得一試的目標前進。後者則必須不斷使用自己的“意誌力”來克服內心的阻力與恐懼，而常常弄得精疲力盡。隻有很小一部分成年人能達到自我實現的目標。對其餘的人而言，陷阱的種種把戲都是有機可乘的。
我們的文明事實上成了文明的陷餅。人人向往完美無缺的性生活，滿足自尊心的職業，有保障的收入，均等的機會，個人的尊嚴，和有意義的精神生活，但卻發現在通向所有這一切的道路上，每一個拐角處都寫著“此路不通”。可是他們又敏銳地意識到，社會的經濟靈活性似乎向他們顯示，在某個地方，用某種方法，他們的需求是可以滿足的。在瞬息萬變的社會中，人們痛苦地意識到自己的抱負未能實現。
開始意識到自己生活在陷阱之中，無論它是由環境強加於個人的，還是自己製造的——都會引起抑鬱症急性發作。要獲得內省力，第一步便是認清自己設下的陷阱，而這一步往往是通過意識到陷阱的外部結構，如職業、婚姻、社會地位等來體驗的。這些因素被看成是失望與心理緊張的主要原因：“我結婚找錯了對象”，或者“我丈夫變了，我無法再與他相處了”，還有“我已經錯過了兩次提升機會，再不會有第三次了”，等等。
意識到自己是如何不遺餘力與環境合謀、共同給自己設下陷阱，這是獲得內省力的第二步，這時也能引起急性抑鬱症。
擺脫陷阱的這一過程的第三步是改變環境：另謀職業，離婚，或者鼓勵自己的配偶共同合作，不斷改善彼此關係；同時對於最初造成陷阱、並在幾年中一直推波助瀾的內心衝突與壓抑，自己必須有一種要從中解脫出來的強烈願望。使自身掙脫陷阱，改變環境，或調整自己造成陷阱的行為與感情模式，其中每一方麵都必然意味喜新厭舊經受急性抑鬱症。
為什麼隻有寥寥無幾的人才能擺脫內心或外界的陷阱？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不幸得很，他們本性上就是不願忍受急性抑鬱之苦。精神病醫生在病人中一次次看到，每當他們企圖幹預對病人生活極為有害、根深蒂固的行為模式時，病人總要經受急性抑鬱症。
這就是說，急性抑鬱症能提醒人們正視自己已經掉進陷阱這一事實。隻要他們試圖從陷阱中掙脫出來，便會激發急性抑鬱症：隻要人們想改變自己性格，以便舍棄設置新陷階的需要，急性抑鬱症便是這一過程不可分離的組成部分。
所有陷阱中最危險的是無視抑鬱症的存在，對於它向你發出的信號毫無反應。人們的這種否認態度受到抵製探索內心世界的社會價值觀的強化。這些社會價值又是什麼呢？
在我們文化中的某些領域，人們情願進行毫無感情的性生活，在法律許可的範圍內剝削他人，追求自暴自棄的行為方式，隻要不牽涉自殺或殺人，就不願度過幾個不眠之夜，痛苦地思索自己究竟是誰，自己的整個生活是怎麼回事。
在我們社會中．使用諸如烈酒、苯異丙胺、鹽酸巴比妥等藥物來麻醉自己的感情，都被當作無所謂的事。表麵上人們試圖對濫用這類藥物加以控製，但此類問題繼續泛濫成災。這足以表明社會中存在著這樣的因素：它們私下縱容人們采取這些方式，來阻斷自己的意識，避免正視抑鬱。為了躲避抑鬱，不願獲得內省力，人們常采取一種更加流行的手段：把過失投射或歸咎於他人，特別是怪罪於他們親近的人，或者是諸如黑人或白人、雇主或雇員、青年或成年人、男性或女性之類既容易辨認、而又是泛泛而指的群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