否認自身的問題，歸咎他人，不僅能有效地延緩抑鬱的發作，而且還是一種來掩蓋真正症結所在的高明方式，使最初的陷阱變成迷宮。
承認自己感到抑鬱是逃離陷阱，從慢性抑鬱症中解脫出來的第一步。這樣看來，抑鬱症的種種表現形式是十分關鍵的。
避免絕望的感覺惡化
人們明知自己抑鬱卻遲遲不去就診，這樣的事不勝枚舉，因為他們不明白精神治療能向他們提供什麼。對許多人來說，精神治療是跟傳統的精神分析法同樣類型的滑稽概念。
抑鬱的人總感到絕望，所以要想讓他們深信自己所遇到的問題解決的毫無指望真是易如反掌。既然他們隻從自己生活環境方麵看待自己的困難，而不是從自己如何看待、並如何對付這種困境的角度出發看問題，因此，他們就會很符合邏輯地這樣問自己：醫生或谘詢專家能為我做些什麼呢？難道他們可以給我找個工作？改變妻子對我的態度？使我收支平衡？
精神病治療這一行業本身對於增加這種阻力也負有責任。它在培育治療上的排外主義哲學。所謂治療上的排外主義，主要指的是治療者隻熟悉一兩種解決情緒衝突的治療方法，並傾向於狹隘地運用自己掌握的方法，而對病人的狀況或某一類問題未給予應有的注意。
傳統精神分析專家，每周四至五次讓病人躺在睡椅上分析他們的心理，“小組派”精神治療醫生每周會見他那一小組的患者一次，或在漫長的周末，舉行一次“交朋友”集會。這類集會有七至八名參加者，集中處理人際關係，並進行會議記錄分析。
傾向生物方法的精神病理學家主張開抗抑鬱藥，或使用電休克療法，卻很少顧及病人的心理成份。“初始尖叫”治療專家等候著病人發出初始尖叫；而格式塔治療專家則鼓勵病人去猛擊一隻枕頭，作為他所痛恨的母親的替代物。氣功也用來減輕焦慮。超脫的坐禪則旨在減低腦力活動，使病人更多地接觸感性體驗，在此過程中消除緊張。
精神療法名目繁多，一個醫生要使自己精通所有這些流行的醫術是不容易的。但如果他放棄治療上的排外主義，他便能更好地理解自己掌握的方法的用途及局限性，懂得如何采用它們來滿足各種各樣病人的特殊需要。他還應明白，何時該向自己圈子之外的專家請教，何時該讓病人去別處就診。
同時，精神病專家對於那些精神上需要幫助的病人不再是最重要的了。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牧師、護士、教師都被認為是治療精神疾病網絡中的重要成員。不幸的是醫學界各學派間激烈競爭，學派內部各成員之間急不可耐的較量是一種傳統傾向，它大大削弱了精神治療的進步。因此，得以發展的並不是解決心理疾病的各家之長，恰恰相反，在許多場合，一個學派懷著堅持本學派的療法高人一籌的近乎教條的信念，與另一學派爭奪治療權。
結果少數受盡折磨的人去接受某一種碰巧流行的療法以求緩解，而大部分病人則待在家中設置起越來越大的陷階，陷得越來越深，並越來越確信在斯金納的絕對主義與弗洛伊德的絕對主義以及伯恩的絕對主義之間，他們還是試試自己的辦法好：費用省，沒必要暴露自己，也不用依賴他人。精神療法多少帶有些江湖郎中賣狗皮膏藥的味道，不過是一種推銷的需要罷了。
大多數人覺得自己並非“一切正常”，特別是那些得慢性抑鬱症的人。抑鬱症降低了他們重振旗鼓的自尊心，因為他們不太明白可以指望從專家的指導中得到些什麼，因此可以這麼說，他們選擇的處境是“我不正常，醫生們也不見得更妙”。這種對尋求幫助的抵製態度又被另一種考慮所強化，這就是說，在一個講究成功的文化氛圍中去尋求幫助便等於承認自己失敗。成為一個“病人”隻能對患者已經消沉的自尊心加以確認。在力圖使自己“一切正常”的鬥爭中，重要的是不惜一切代價使自己能自力更生。
人們向精神病醫生谘詢，是因為他們已經洞察到自己所體驗的抑鬱並想得到專家的幫助。有時，他們求醫是由於從生活中未能獲得自己所要求的東西。通常是一個愛發火的丈夫或妻子或上司迫使他們上這兒來。有時，則是因為服用了過量的巴比妥，從而使他們的處境已沒有什麼別的選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