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於絕望的感覺是抑鬱所固有的，許多人並不指望能得到幫助。如果他們已為自己設下重重陷阱而又無法自拔，那麼這一消極態度往往會得到加強。如果他們主要從不變的外部條件來看待問題，那麼抑鬱通常會進一步惡化。
病人與精神治療專家最初幾次的接觸十分關鍵，它將為患者的康複打下基礎。這些接觸的性質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專家的經驗與方法。但是他還必須做一些事情。
他必須為建立相互理解作出貢獻。對於“感情轉移”講述得夠多了。在這種情況中，病人將自己早先與父母、姐妹、朋友、情人關係中的種種恐懼與希冀投射到治療專家身上。但是有關相互理解、相互信任的重要性卻所涉甚微。融洽，本質上是存在於兩人之間的一種和諧的關係，一種相互作用，它能促進信任、交流與同甘共苦。產生融洽與不融洽的因素很複雜，但還是有跡可尋的。精神病理學家弗利德立克·雷德利希和社會學家奧古斯特·霍林謝達的研究有力地證明，當醫生與病人都來自相似的文化背景時療效最大，而兩者文化背景大相徑庭時療效最微。但矛盾的是，與病人文化背景截然不同的治療專家也許更能夠將這一病例描寫出來，並將它提交醫學雜誌發表，或在醫院之間交流。這恰恰是由於醫生不能與病人打成一片，他能與病人保持一種若即若離的形式。這一狀況雖有助於科學認識，但同時卻幹擾了醫生去洞察病人的心境。
病人在最初幾次就診時，一般很少打聽治療專家的經驗、資曆、治療方法等直接有關的背景信息，這一點十分突出。病人有一種令人費解的傾向：隻憑信任接受專家治療，有些病人根本不作任何嚐試，他們僅僅根據自己與醫生的直接接觸，就想弄清醫生屬於哪一類人。
事實上許多病人一連數年一直與他們極其厭惡的醫生同在治療、谘詢的環境之中相處，他們是根據這樣的假定：個人好惡與治療無關；然而實際上這也可能是治療過程的一部分。
要使治療有效，醫生與病人之間必須相互信任、尊重、有信心並喜歡對方。醫生與病人必須盡早弄清這一切是否已經建立。融洽是治療之本，隻有在這一框架之內，該見效的才會最終見效。
融洽的一個重要方麵是：治療專家應能對患者的心情與處境心有靈犀一點通。這種能力稱作“神人”，即能使自己設身處地替別人著想。有“神人”能力的人能夠對你所體驗的感覺心領神會。他自己也曾以某種方式經曆過相似的事件或感情。“神人”與同情是完全不同的現象，同情指的是“為此感到難過”。有的時候為別人感到難過是十分恰當的。例如，當治療專家傾聽病人陳述她如何在一個月之中失去了父親、丈夫和職業。但是醫生的同情心並不能提高病人的信心。而醫生的神人卻能促使病人感到，她正向一位能真正理解自己的醫生吐露心事。醫生的這一素質能減少病人的恐懼心理，他們本來擔心會由於接受治療而進一步喪失自尊心。
“我需要你。”對許多抑鬱患者來說，要承認這一點很難，而治療專家對此的響應也十分微妙。他必須設法以某種方式響應病人這一要求。而不是在治療過程中降低病人的地位。
他千萬不能采取這種姿態：“我是醫生，你是病人，這樣我就高你一籌。”同時他必須掌握由於他擔任的醫生角色，即病人授予他的權威。這種局麵與父母或教師向青春期少年打交道時有些相似：必須既要在平等與相互尊重的基礎上將他們當成獨立的個人，但又不能完全放棄身為父母或教師所固有的權威身份。
從這一權威基點出發，治療醫生用語言或非語言方式與病人交談：“我理解你所體驗的一切，無論現在你如何看待自己，我對於恢複你的自尊心和處事能力是能助一臂之力的。我明白你感到痛楚，但是感覺痛苦，並上這兒來求知，正是轉機的開端。我不想用生病這個詞，這容易引起誤解。最好這樣認為：你生活中，或你應付生活的方式中出了些岔子。現在你終於下決心要設法糾正它了。治療之後，大部分患者都比他們得抑鬱症之前的狀態還要好得多。”
在這些初次接觸中，治療專家必須集中精力收集資料。病人果真得了抑鬱症嗎？如果是的，抑鬱症是何時開始的？可能是什麼誘發的？抑鬱造成的主動性喪失何種程度地幹擾了他發揮作用的能力？病人屬於哪一類人？他以往生活經曆是怎樣的——他在哪兒上學？他的婚姻狀況如何？他幹過多少種職業？這些工作他幹得如何？為什麼他不時換雇主？他蒙受過什麼樣的損失？他的自我價值受到什麼樣的打擊？他自己認為目前這種心情的原因是什麼？他家人是如何看待他的？
減低喪失自控能力的恐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