隻要時機得當，並實實在在受到了挑釁，那麼因此而引發的憤怒就能為重要的目標服務。但是治療並不是旨在使原先感到抑鬱的人成為一包炸藥。病人逐漸意識、並在治療中宣泄的大量怒氣，是由於起先未能正確對付抑鬱而儲存起來的，或是曲解了周圍的事件而產生的。許多抑鬱症患者對於從環境中獲得的正麵反饋有很大的依賴性，因為這些反饋能一次次支持自身價值的完全感。學校是這類反饋的理想環境。如果足夠聰明的話，年輕人能努力學習並獲得好分數。如果有體育才能，他就能全力以赴，把自己培養成籃球明星或足球明星。求學的歲月一旦流逝，一個人想從環境中獲得自身價值的證據就難得多了。如何測量？根據掙得的錢嗎？根據每一天妻子或丈夫對自己說“我愛你”的次數嗎？根據收到的社交活動的請柬數目嗎？
當正麵的反饋機會逐漸減少時，遭受拒絕的機會增加了。世界實在是太複雜、太繁忙了，它無心顧及人們正當的敏感心理。對那些比一般人更需要自我印證的人來說，它更加漠不關心。抑鬱患者的自我關注使他將冷淡看成是冷落，而冷淡有時實際上是相當程度的尊敬與愛。因此他容易受傷害，容易疑心遭人冷落而發怒。
在治療過程中，關鍵在於能使敏感性的憤怒得以發泄，不過醫生當然不會鼓勵病人在別處撒野。治療的重點放在幫助病人更準確地決定自身價值。病人往往身不由己地依賴別人對自己的看法和議論。而治療就是要將其自尊心從這種狀態中解放出來。這樣，傷害減少了，發怒的機會也隨之減少了。
與自暴自棄的行為模式決裂
抑鬱症患者有一種拖延耽擱的傾向，這不僅表現在活動與決策時，還表現在對刺激的反應上，這便成了又一個沮喪與怒火的發源地。
治療是一係列反思，是用新眼光再度評價感情與經曆。當包圍著急性抑鬱症的感情湍流退潮時，病人與醫生便有機會來共同探討病人看待本身經曆時所依存的核心依據。一種由阿德勒發明的技術可用來迅速發現這些原因，並能釋放一部分附於此上的情感。這種技術是問病人生活中最早能記起的是什麼，此時此刻他能回想起來的最早的記憶是什麼。
在整個治療過程中，精神病醫生必須小心地在如何滿足病人對醫生的依賴性不能造成過分的依賴性之間確立起一種平衡。不然隻會延長恢複過程，並使之複雜化。任何人在害怕或感到束手無策時必然比平時更具有依賴性。由於他們要求醫生幫助解除自己的痛苦，他們很可能將依賴需求投射到醫生身上。治療的本身結構——按時與一位理解自己、能給自己幫助的人見麵——加上有機會集中精力解決傷腦筋的問題，這兩者都能導致一定程度的自發的依賴性。
病人每周就醫次數與逐漸增加的依賴性之間是有聯係的。一位每周就診一兩次的患者對醫生的依賴性不會高於每天就診的病人。認真確定病人與醫生一起相處的時間數量——一小時還是半小時——能給以安全感，並限製可能增長的依賴性。
前後自相矛盾，態度暖昧不明，會損害任何聯係，包括精神治療在內，這時依賴性也被破壞殆盡。有位女病人在治療過程中不斷地更改與醫生的約見，並且往往在最後一分鍾取消約見。她下意識地不讓自己過深地卷入精神治療中去。矛盾的是，她卻在製造新的不穩定狀態，這進而加劇了她的恐懼感，從而使她感到更加束手無策。
開始時，一般的抑鬱病人每周就診一至兩次，而就診時間一般規定為45分鍾。一旦良好的氣氛充分地建立起來後，接下來的就診頻率便可依據有多少事情可談、病人生活中仍有多少動亂、病人還剩下多少內省力而定。在治療的全過程中，由於病人容易對自己依戀的人產生強烈的需要，因此抑鬱症患者常常要同自己想多看幾回醫生這一欲望作鬥爭。另一方麵，他也必須得與盡早結束治療的衝動作鬥爭。
治療專家最困難的任務之一，是鼓勵病人與那種危害自身、自暴自棄的行為模式決裂。
這就要求醫生必須進行大量的規勸，需要高度的耐心。有些病人一旦意識到某一種行為危害性很大，便會停止那種行為。但是許多人往往一拖再拖，因為他們還沒看清醫生忠告的意義，或者因為他們不願舍棄一種錯誤的想法：這種行為會帶來某種滿足。
一個醫生僅僅建議病人改變自己的行為常常是不夠的。他必須向病人指出，這種改變會誘發一些抑鬱，但是同時能宣泄感情，這些感情可經幾次就診加以解決。例如一位病人一貫強迫自己發生一係列毫無感情的性關係，他可能正在隱瞞內心對於自己作為一個人的強烈不安全感。
許多抑鬱症患者可以成功地恢複健康而不需要他們家人過多卷入。但是，如果病人及其家屬同意治療專家能與家庭中關鍵成員見見麵，讓專家來決定家屬與病人之間關係中的某些性質，這樣做總是有幫助的。畢竟，家庭是一群相互強有力地聯係在一起的人們。他們能夠使病人感到抑鬱，也會受病人抑鬱的影響。沒有人會在封閉的真空中得抑鬱症。病人通常代表了整個家庭的病理狀況。他的康複必然會引起波動——整個家庭集團的價值觀與權力平衡的變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