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常有兩種情形使得治療專家更加積極地參與病人的家庭。一是接受治療的患者因婚姻方麵的糾紛造成了抑鬱，或者由抑鬱引起了這方麵問題。其二是治療青春期少年。在這種場合，一開始便與家庭進行一些接觸，對於評價環境、掌握問題的全部曆史是十分必要的。
醫生治療患抑鬱症的青少年時很少與家長商討，因為病人自己更願意傾聽醫生這位不尋常的成年人的意見，醫生與家長多接觸就會慢慢地、無可挽回地危及病人對於醫生的信任與信心。如果與家長接觸過多，喪失這種信任的危險性就太大了。必要時，家庭成員往往被介紹到一位社會工作者或者治療專家的同事那兒去進行商討。
但是醫生與抑鬱病患者的妻子或丈夫合作則是很常見的，這樣不僅能使病人的配偶明白怎樣更好地與患者相處，同時還能夠調整可能最初造成抑鬱的態度與行為模式。偶爾，在病人的抑鬱症消除之後，夫妻雙方可以再共同就診幾次。
有時候患者親屬根本不願出場，當婚姻開始惡化、瀕臨離婚的地步時，產生這種阻力是常有的事。有時，患者的配偶覺得有些事他不能或不願泄露。他也許會以為自己在某一方麵應對病人的抑鬱負責，從而，往往毫無根據地感到羞辱和內疚。他也許害怕醫生也會在他身上“找出毛病”。也許他不願意放棄婚姻中那種“我一切正常，你不太正常”的優勢。在許多場合，他們並不懂精神治療究竟是怎麼回事，所以當然也不懂自己幹嘛非要卷入不可。
當患者一旦從抑鬱中康複，最後的決定是何時終止常規就診。病人可以這樣問：“我可以停止來您這兒了麼？”醫生也可以建議：“我想該是終止我們會麵的時候了。”病人對外麵事物的考慮，往往會影響這一決定，譬如，離開這個城市，外出度假，因為公務太忙無法按時就診等等。當這種情況發生時，重要的是要把自己的決定明確表示出來，而不要采取推遲、違約的做法。
精神治療的終結並不意味著病人與醫生間關係的結束，任何一方對對方都應該依然保持開放，一旦將來出現了新的情況，病人再度前來就診——如發現某種問題，有某個想法或體會要告訴醫生，醫生要隨時準備為他排憂解難。弗洛伊德的《終止的與未終止的分析》一文寫於一個不同的時代，描寫了一種不同的過程。他強調，在精神分析中應該達到這麼一點，在這點上分析終止了。他認為可以運用人格的改變，或出現無法克服的阻力這兩條標準，若兩者中出現一種，分析家就應中止精神分析。夠了就是夠了。
不幸的是，弗洛伊德關於停止精神治療的觀點多少有些失之武斷。除了病人考慮重新恢複精神分析外，通向精神分析診療所的大門已經牢牢地關閉。這種決策的後果是：對於許多病人來說，長期精神分析之後，生活又出現了種種危機，需要去拚搏；可這時他們被拒之門外，不能進行短期谘詢，本來這能使他們更加靈活地應付各自的特殊困難。預防精神病理學——包括使康複病人保持良好狀況——當時還未誕生。
當前，治療專家鼓勵病人與自己保持聯係的做法日益普遍。這樣一來，醫生能追蹤病人生活中發生的事，從而萬一將來產生危機，他便有了提供進一步的幫助時所必需的資料。
精神治療究竟應該持續多長時間？
一個星期，一個月，半年，三年都有。
眾多因素決定了治療期的長短及其效果：開始治療之前，病人得抑鬱症有多久了？他因設置了陷阱，使生活複雜到了什麼程度？他目前生活處境穩定嗎？財政上有保障嗎？他的靈活性如何？他學習速度快嗎？治療專家處理抑鬱症的熟練與有經驗程度如何？對於諸如此類問題的答案將影響患者的治療期限。例如，倘若他有嚴重婚姻糾紛，或者置身於一個壓根兒令他灰心喪氣的職位上，這時，治療的時間要大大超過治療那種由於年邁的父母去世時的緊張境遇所產生的單純的、不太複雜的抑鬱。
精神治療向患者提供一個使自己從抑鬱中解放出來的機會，患者同時還能獲得有價值和有益的內省力。近年來這一過程由於三環抗抑鬱藥的問世而大大加快了步伐。
抵製性紛擾
在人類關係中，無論是異性戀還是同性戀，要求滿足親密與性生活的呼聲日益高漲，其中部分原因是人們拋棄了把人所扮演的角色看得比人本身更重要的道德觀。它反映了家庭生活的分崩離析，祖父母、父母親與青少年生活在彼此隔絕的天地之中。盡管人口熙攘，寂寞卻是流行病。普通人感到孤獨，彼此感情疏遠，這些感覺使人越發需要親密，也對親密提出了更加有力的挑戰。一對男女青年赤身裸體站在臥室之中，必然會以一種最直接、最不加掩飾的方式——性的與情感的方式——迎向對方，這裏不存在任何角色，沒有任何社交禮節，也不用涉及過去與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