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總的說來，抑鬱與性興趣的衰退彼此聯係。在某些例子中，性興趣衰退反映了某種潛意識的敵意，它通過抑鬱被壓製下去。易於抑鬱，或患慢性抑鬱症的人，在發怒時傾向於退縮進個人的自我之中，而不是直接對付令人惱火的局麵。由於這個道理，性興趣的萎縮可以成為這些人表達敵意的一種試用有效的途徑。
容易抑鬱的人通常對自己的對象傾注大量的感情和依賴性，因此一旦受到對方的冷落——失去所愛的人的愛情與性興趣——便會大大地刺激或強化他們的抑鬱感，無論對同性戀還是異性戀都是如此。
如果這種冷落表現得十分微妙，潛伏得十分隱蔽，人們可能在慢性抑鬱的心態中生活上好幾年，除非有急性狀態的絕望或情緒的大幅度變動來結束這一惡性的模式。
精神分析理論強調，抑鬱症患者對於喪失愛情的敏感性來源於這類人愛慕別人的方式，尤其是這類人往往過深地沉湎於愛情而不能自拔，過分依賴所愛的人，在兩性關係中過多地喪失了自己的個性。一旦他們遇上了這樣一種人，後者付出感情的能力與願望遠不及他們——不幸的是這類事經常發生——這時便會產生嚴重的平衡失調。除非雙方接受戀愛方式中存在的這一差異，否則迷戀較深的一方會屢屢感到遭受冷落，因而會狂熱地搜尋感情的印證，他對雙方關係可能破裂所存的焦慮也會大大加深。“誰愛得更深，誰就低人一等，命該受苦……”
如果性體驗使人喪失了人格的統一，就會在人們心裏產生負罪感，這是性行為與抑鬱之間的另一重要環節。幾個世紀以來，文化價值、道德教化、父母之間大量的衝突與人的個性特征結合在一起，向兒女們灌輸了大量有關各種各樣性行為的深刻負疚意識。但是自十年前開始，發生了對於性價值的全麵反思，其中包括對許多性行為形式的反思，從手淫、婚外戀直到同性戀。一些人對這一變化拍手稱快，另一些人對此咬牙切齒，大多數人則感到困惑不解，憂心忡忡。
長期以來人們一直盼望著一種對性生活更開放、更真誠的態度，但不幸的是，當前的性解放卻掩蓋了健康的負罪意識，這種意識應當製約那些容易危及人們價值觀念的性行為。這種類型的負罪感，實際上是一種自我保護機製，它能促使人們避免那些有損於自尊心、會導致抑鬱的性交往。一旦失去這一保護機製，許多人在麵臨如此眾多的性機遇時，會更加容易陷入不正當、早熟、有時甚至是令人墮落的性行為之中。我們有充分理由拋棄那種把性行為當作“髒事”而橫加禁止與限製的做法，但許多人同時卻把如何識別、如何正確對待正當的性負罪感的能力也一起拋掉了。
雖然壓製性負罪感已成為普遍現象——婚外戀似乎不足為奇，有些人對此加以提倡，作為對於不盡人意的婚姻的一服“姑息劑”——這種局麵對青春期的少男少女們產生了特殊的問題。
同齡人的壓力，正迫使越來越多的青少年在其感情遠未來得及為性生活作好準備之前，便參加了性活動。十幾歲的青少年有許多任務要完成，從中他們能發現自己究竟是什麼人並確定自己人格的範圍與限度。他們自然有些羞怯。性對他們充滿著神秘感，按照傳統，性體驗應當逐步探索，逐步嚐試，這樣它才能最終統一到自己完整的人格中去。
與這一漸進型性模式針鋒相對的是一場及時求歡的強大攻勢，這潮流來勢洶猛，使人不禁感到若不順應時勢，隻怕是自己身子出了什麼毛病。對年方十四的少女來說，對性的渴望與浪漫的憧憬緊緊地交織在一起，一旦麵臨避孕藥、人工流產之類的問題，會擾亂她們性格的健康發展。許多十幾歲的青少年對於完全的性活動所伴隨的複雜感情寓意也未作好準備。
他們產生了大量的迷茫、厭倦，人數眾多的青少年酗酒、吸毒。在他們還未來得及準備好之前就使他們沉涸於性與感情糾葛之中的那股社會壓力，是造成這一切的禍根。
抑鬱的根源在於一個人如何看待自己，而在愛情與性的問題上，情緒比任何其他場合更容易受到影響。美滿的性關係如果以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關心這一框架加以約束，將會大大增強人們這樣的自我感覺：“我是一個完全的人，一個萬事如意的人。”
駕馭自己的憤怒感情
在當代社會中，“攻擊”這個詞成了入侵別國領土，無論是軍事上的，如象美國在朝鮮或越南幹的那樣，或是經濟上的，如入侵另一公司的銷售領域，或者是人身方麵的，如一個人剝削另一個人。
當我們把一個人稱為“攻擊型”的人時，眼下是用了這個詞的貶義內涵，暗指他自私、貪婪、心懷敵意，有時甚至是個危險人物。當一個人追求自己目標時，可能對他人造成危害，這是事實。但更重要的是，這種攻擊性在何種條件下、是如何被調動起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