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洛伊德本人曾作過這樣的臆測：人們會發現他的許多心理學概念，包括敵意與抑鬱之間的聯係，是跟生物因素密切相關的，而這些生物因素終將會被認識。譬如，現已發現，甲狀腺亢進（甲狀腺活動過分）患者傾向於過分容易動感情，受到輕微的挑釁時也常常大動肝火。而甲狀腺功能衰退的人則傾向於冷漠抑鬱。治療甲亢病人，無論是外科手術或用藥物來製約甲狀腺的過分活動，都能緩解躁動不安、神經過敏的傾向。甲狀腺功能衰退，通過服用甲狀腺激素治愈之後，會緩解病人的淡漠狀態，恢複病人受挑釁時表達憤怒的能力。
消除內心的怨恨
憤怒與抑鬱以及與之相關的自發性與攻擊性障礙之間存在著強有力的聯係，這一聯係會進一步被抑鬱症患者的敏感和自尊心消沉所強化。患者受到傷害、冒犯、威脅的機會比旁人更多——恰恰是由於他的自我價意識受到挫傷。平時不可能使他心煩的隻字片語或無動於衷的表情，如今他能從中得出受到冷落的結論。矛盾的是，抑鬱症患者本人的行為屢屢激起他人的憤怒與拒絕，而遠非他所夢寐以求的溫暖。對於和抑鬱症患者打交道的人來說，當抑鬱本身正是患者內心狂怒的體現時，抑鬱特別令人惱火。
以抑鬱來表達自己的沮喪，並隨即飽嚐他人的怒氣作為報應。這種模式表現了稱作“被動攻擊型”的行為：攻擊性，並不是積極地彙集起來直接對準某一目標，而是被抑製下去。患者企圖以迂回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意思，運用這種方式，他可以不用向別人，甚至不用向自己承擔後果。
間接表達敵意的方式也是後天習得的。所有孩子都能認識到，如果他們弄痛自己，父母親會有所反應。當孩子們能夠找到更好的引起父母反應的方法時，他們樂於放棄這種戲劇性的、對自己不利的方式，來引起別人注意或表示沮喪。如果我們對那些易於產生消極攻擊性行為的人作番調查，便會發現，在他們性格形成時期，他們所處的環境使他們造成這樣一種印象：對付那些可能傷害自己的人，自我傷害是最迅速、最有效的“報複”辦法，因此他們通常對感情交流感到嚴重困惑，並缺乏反應能力。
這種行為容易演變成一種壞習慣。有嚴重抑鬱的人高度缺乏主動性，這本身通常也是一種表示憤怒的消極方式。
種族和血統因素對於人們經受或處理憤怒的方式也有深刻影響，在美國也不例外。盡管在美國，人們與自己的原籍已相隔兩三代之遙，但處理怒氣的方式不僅會由於生活接觸代代相傳；而且根據榮格的文化潛意識的概念，如果斷定幾千哩的路程或一個世紀的年代便會大大改變傳統的感情生活所建造起來的大廈結構，那可是太天真了。在本質上是個“大熔爐”
的美國社會無法計算溝通方麵的困難在多大程度上起源於種族特征的相互衝撞。
例如，一對夫妻發現，雖然兩人幾乎在生活的一切方麵都高度相容，但各自處理怒氣的方式的差異幾乎毀了這場婚姻。丈夫的父親是西班牙人，一遇到小小的冷落便會放肆地勃然大怒，但幾分鍾後怒氣便煙消雲散，而且很可能把這段插曲忘得幹幹淨淨。妻子是蘇格蘭——英格蘭血統，十分重視控製感情，很少發怒。感情受到傷害時，她變得沉默孤僻，感到強烈的被冷落感，並且由於自己無力釋放內心翻騰的激情而覺得自己無能。她往往以一種微妙、挑釁的冷嘲熱諷來施行報複，目的是打掉丈夫那種自以為是的氣焰。直到他們上診療所谘詢、開始全力以赴闖出這條死胡同，直到丈夫充分認識到自己發怒的全部後果，直到她學會如何更善於表達自我，在此之前，他們的關係始終處於嚴重的危機之中。
跨文化的研究報告中記載了這一事實：在嚴格宗教環境中成長的人們，特別是如果他們是來自北歐血統的家庭，那麼他們在麵臨內心憤怒時有退縮的傾向。內心抑鬱是他們對挑釁的一種常見的反應方式。相反，來自並不那麼刻板的宗教背景的人，特別是南歐血統的人，顯示出相反傾向——在激怒時，更少流露出抑鬱感，而更易於將強烈的感情引向外界。
對於所有抑鬱症患者，僅僅使其怒氣釋放並不一定有療效。乍一看來，這種現象似乎與下麵這個觀點有矛盾：抑鬱本身往往是敵意的表示，而當抑鬱症患者比較善於發泄自己的激情時，他便重新獲得了能量與攻擊性。但是，抑鬱症患者體驗到的憤怒之中，有一部分來自其神經過敏：他們消沉的自尊心慫恿他們感到自己受人冷落，不管事實是否如此。他們所感到的傷害，除了可能來自於實際事實，常常還來源於他們對所發生事情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