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它們聲調不同當然並不是意味這二者絕對不能重合。確實，在一個完美的社會裏它們總是重合的......超我作為行為指導的局限性在於：由於它是社會的產物，隻有在社會條件保持不變的情況下它才有效，倘若這些條件發生變化，這便不知該說什麼才好了。斯巴達人在國內是不使用錢幣的，結果遠征到那些使用錢幣的國度之後，便無力抵抗金錢的誘惑了。據說古代的人們總有機會向一個斯巴達人行賄。
和離開家園的斯巴達人不同，抑鬱症患者有一種感到內疚的傾向，誰知道如何誘發這種內疚，誰就很容易控製他們。他們常因假設自己在某一方麵理虧而感到痛苦，他們不顧事實真象，很容易相信自己在任何場合都有過失。
內疚製造者們並不永遠如此顯眼地試圖使丈夫、妻子、孩子、父母或同事感到他們自己大事不妙。通常這種相互作用是以溫和得多的形式出現的。“瞧，你讓母親我感到多麼難過！”“對於我們為你所做的一切，你難道不應更加感激一點嗎？”以及諸如此類的話。在恰當的時刻，以恰當的語調，並以恰當的非語言表情加以補充，這便足以使輕度抑鬱症患者屈從於內疚製造者們的意願與控製了。這種手法有時甚為微妙。
內疚製造者們動機何在？大部分場合他們自己並未意識到自己的言行舉止對他人所產生的效應，因為這一效應的動機被埋在知覺底下的深層。有些內疚製造者是虐待狂，他們從犧牲品的輾轉不安中獲得大量樂趣。有時讓別人感到內疚是一種避免自身內疚的手段，後來起源於某些他未洞察到的問題。挑毛病責怪別人使他暫時消除自己內心的緊張與苦悶。有時這種行為的根源在於妒嫉和競爭意識：通過令他人感到無能、內疚，自己便覺得比人家高明一些。
內疚製造者除了替己辯護之外很少上精神病診所。一般說來這種人太缺乏內省力了，隻要有人可以責怪或控製，他們就能多少保住自己免遭抑鬱之難。最終得抑鬱症的往往是他們的犧牲品，這些人會覺得：“我從未做過正確的事。”“這都是我的錯。”
負罪感即便使人罹患了抑鬱症，也算不上反常現象。一般認為，能體驗並識別正常的負罪感，並探索有效的方式加以對付，這是健康人格的必要屬性。負罪感是一種重要的保護機製，使人免於陷入對自身、對他人都有害的行為中去。當人們否認負罪感、或無法識別它、或者不明白為什麼感到內疚時，就可能陷入有損於他們自尊心的境地中去。他們可能會直到急性抑鬱症發作時才意識到已經多麼厲害地傷害了自己。將抑鬱與負罪感聯係起來，再找出消除負罪感的辦法，這是病人複元的基本步驟。
“我對一切都失去了熱情，”一位四十六歲的銷售商說道：“在過去兩年中沒辦成一件事。我總是遲遲疑疑不想打電話，結果損失了不少客戶。周末我在家時總覺得太疲倦，跟孩子們一同消磨時光。我和妻子幾乎無話可說，一張嘴總是以吵架收場。”當他在精神治療中探索自己一係列遭遇的病根時，他透露出自己和一位客戶的女秘書已保持兩年多性關係了。
“但這不可能使我垮得這麼慘。事實上，每月和她睡一兩回覺讓我覺得其樂無窮。再說，這也沒有什麼可大驚小怪的，人人都這麼幹的。”
他花了幾個月的時間才使自己確信，不管別人幹還是不幹什麼事，對他來說如此沉湎的婚外性生活正在攪起他內心的負罪感。他的行為與他成長的過程格格不久。他童年時代就讀於一所教會學校，直到二十歲出頭他始終埋頭於宗教活動。在娶妻之前，他從未跟任何女性發生過關係。
他一直遵守著早年生活中所接受的原教旨主義嚴格、刻板的教規，直到生活中的其他需要，特別是生意方麵的需要迫使他作出妥協。他開始一點一點削弱自己根深蒂固的價值觀念。他時而酗酒，有時也向雇員敲敲竹杠，並偽造過好幾回開支帳。“人人都這麼幹的。不幹就沒飯吃。”他偶爾也感到內疚，但他忽視了這一良知的譴責。到他30歲時他將宗教看成“發跡的真正障礙”。在他有外遇之前，他的婚姻生活一直是風平浪靜的。在這之後，夫妻生活變成了戰場，這大半是他內心負罪感造成的後果。
“既然我認識到了負罪感，那我究竟該怎麼辦才好？”他問道。“我當然不可能再回歸到20年前的思維模式中去。”他麵對著兩種抉擇：要麼他修改自己有關婚姻、忠貞的價值觀念，要不然就結束那場婚外戀，設法改進家庭生活。他選擇了後者。下這樣的決心並非易事。
他無法相信，象他那樣生活在性縱容的氛圍之中的人還能對自己早年的價值觀念體係感到舒服。
一切能使各民族與文化直接接觸的事物，從電視到噴氣式飛機將價值觀念方麵大量流行的、相互矛盾的選擇推到了人們麵前。其結果，人們難以理解究竟該為什麼而感到內疚。這繼而又導致一種弗卡因效應——麻木個人的責任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