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跟弗洛伊德的世界截然相反！早期精神分析家是在相對靜止的價值觀念中提出自己理論的。他們能在穩定的環境影響的背景之下研究人性。他們能將人的自我從由一個嚴峻的、厲害的超我套在它頭上的枷鎖中解放出來，從而“治愈”病人，而不必將他推進一個我們這樣的世界。這個世界對於神經質的負罪感還是真正的負罪感不加區別，也分不清哪個是自我實現型的人，哪個是精神病人。
在這個社會裏有些東西嚴重地削弱人的主動性，一方麵混淆各種價值觀，另一方麵是大量的官僚主義。有時你想辦成一件事非變成精神變態狂不可。不然的話，就搞得你垂頭喪氣，陷入泥潭。”
傳統意義上的精神變態狂，是指不顧他人的需要與權利，隻顧追求自己目的，不惜剝削他人或利用他人的人。負罪感對這種人來說是十分陌生的。
成百萬人喪失了負罪感，並隨之也失去了負罪感所起的保護作用。通常隻有當急性抑鬱症迫使他們認識到自己一直在壓製良知時，他們才可能重新獲得良知。
由負罪感引起的抑鬱心態不同於那些與負罪感無關的抑鬱心態。負罪感程度嚴重的抑鬱症患者對生物治療的反應不夠理想；相反，對於那些病情中負罪感不起主要作用的抑鬱症患者，通過生物治療通常能迅速康複。負罪感會加強抑鬱症的頑固性，它常常驅迫病人繼續重複它所產生的行為模式，直到病人願意正視這一事實為止。
負罪感並非永遠與抑鬱共存。但當它出現時，它有力地決定了抑鬱的性質。對許多患者來說，對付抑鬱意味著使自己重新與合理的負罪感建立接觸。
平衡內心的無能感
伴隨抑鬱而來的無能感令人驚慌失措。在抑鬱嚴重時，患者也許會幹不了平時他輕而易舉完成的普通工作。
無能感會加深抑鬱情緒，通常迫使患者深深地依賴周圍的人。願望變成了需要。一位精神不抑鬱的經理如果覺得生意不盡人意，會發現有許多抉擇容他挑選；可當他一旦心情抑鬱時，就會感到假如失去這個職務，恐怕再也找不到第二個工作了。一位心情抑鬱的姑娘承認自己目前的男朋友是唯一能夠滿足她浪漫期望的人。一想到他也許會拋棄她，她就害怕極了。
為什麼抑鬱會加劇無能感與依賴性呢？原因之一是頻頻聚積起來的憤慨與怒氣。一個人依賴性越重，與自己的無能感作鬥爭時心底裏越是窩著滿腔怒火。由於他發泄怒氣和表現攻擊性方麵有障礙，聚積的怒氣便會加劇無能感。精神病醫生在抑鬱症病人中常常觀察到，一旦患者能夠發泄怒氣、表現攻擊性時，他們的精力與自信心會同步增長。一位病人說：“開始就診時我樣樣事情都不會幹了。精力集中不起來，無法有效地表達思想，一事無成。經過幾星期治療之後，心中的無名火漸漸地釋放出來。我常握緊拳頭狠狠地捶打椅子扶手。每次這樣幹罷，就覺得從壓抑中獲得一點解放，自信心也越來越強。”
當依賴要求特別強烈時，很容易激起無能感，這通常是抑鬱的基礎，而抑鬱的觸發器則往往是失落感。對於失去的人或物越是依賴，抑鬱感就越是強烈。
當依賴性更為強烈時，依賴者與被依賴者之間的界限會模糊起來。在嬰兒的繈褓期這種相互依存是十分自然的，三個月的嬰兒還不會把自己與母親區別為兩個獨立體。這種界限模糊的某些痕跡，在大部分成人身上依舊殘存，並在體驗愛情時得到複蘇。“沒有你，我活不成”，便是一個人對另一個人懷有感情的深度及真誠的象征；從某種意義上說，事實也可能真是如此。人的自我力量需要另一個經常的愛與認可。仿佛一個人的性格中缺了什麼，隻有當另一個人提供了自我中這一缺少的環節，性格才能變得完整。
如果一個人的自我意識依賴於其他人，他的弱點立刻就暴露無遺。為了維持這種依賴關係，他通常需要花很大力氣。對於他所依賴的人的一切苛求與支配行為，他都服服貼貼，為的是換取一種覺得對方“永遠在我身邊”的安全感。如果對方躲避或拋棄了他，那他必須應付的不僅僅是喪失了一種親密而有意義的關係，他還必須處理這樣的局麵：維持他的人格及自我完整必不可少的核心體係已經四分五裂。
依賴性發展到自我的完全喪失，這固然是極端的情形。但一般人程度不一地都在依賴著他周圍世界中的人或事物。如何滿足自身依賴需要是由童年決定的。艾立克·艾立克遜強調：與環境的關係中形成的最初品質之一便是信任。信任誕生於可預測性之中。信任的基礎是家庭以語言及非語言形式提供給孩子的清晰信息。嬰兒環境中大量的不安全感，特別是當這種不安全感來源於焦慮與母親對於他的愛護參半的曖昧態度，會造成一種刻骨銘心的感覺：
沒有人，也沒有什麼東西是真正值得信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