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關係密切的人那兒獲得的評價既混亂又歪曲事實，那麼可以預料，這樣的評價會對人的自我評價產生破壞作用。有時投過去的問題更象是非難：“你為什麼總是發脾氣？”
“為什麼你這樣自私、不識好歹？”“你為什麼不是個像樣一點的妻子？”這類問題會在對方心頭滋生困惑和疑慮。即使這種非難不無道理，它們更可能激起的也隻能是對方的自衛情緒而不是內省力。假如這些非難不真實，缺乏事實根據，那它們與其說是反映指責對象的行為，更象是反映指責者的內心衝突或歪曲的看法，這時它們會嚴重威脅被指責者的自我性格意識。
抑鬱誘發環境是由成千上萬語言的或非語言的表達構成的。它們會在感情脆弱的人心中誘發自尊心的喪失、負罪感、無法表達的憤怒，以及一種得不到理解的持續感覺。
在家庭或組織內部，對一種人來說是抑鬱誘發的環境，對另一種人可能不是。他在大學裏是個尖子，不需要靠分數的印證來支撐自尊心。他還是個開拓型的人。他發現律師事務所刻板的章程使人很難施展才幹。經過一段令人氣餒的日子，在此期間他又跟頂頭上司多次激烈地爭論，他辭了職，來到一家規模較小的、也不算太有名氣的公司任職。這裏的要求規定得不那麼死板，他可以直接去找任何一位公司首長，公司鼓勵他承擔力所能及的重任，他滿懷新的希望與熱情開始工作。
正如組織嚴謹的機構容易使自我實現型的人罹患抑鬱症一樣，結構鬆散的團體對需要嚴明的紀律並從中感到安全，從而能有效地發揮才能的人來說也極易誘發抑鬱症。
個人的判斷會屈從於形式和程序。當工作人員越來越適應這種體製，他們便喪失了原有的決策能力，應變能力也隨之消失。建設性的行動被強製行為、遲疑拖遝和卡夫卡模式所代替，每項議題都必須通過這些模式，無論需要花費幾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
這種環境由於缺乏反饋會以一種微妙的方式令人感到抑鬱；它向環境內部的成員隱瞞他們的抑鬱感。
有些憂鬱誘發環境具有這一特征：它主要是由已經處於慢性抑鬱狀態卻還未意識到這點的人所構成。他們的抑鬱最初是由私生活中的衝突造成的，他們隨即又將這些衝突帶進工作環境：結果事情往往以幹勁更足、獨立意識更強的成員的退出而收場。留下來的人散發出一股碌碌無為的氣息，似乎與環境中的氣氛十分和諧，並不斷地彼此加深內心的抑鬱。
抑鬱症是一種傳染病。在精神病院治療抑鬱病人的醫生護士在一天結束、離開工作崗位時，時常感到精疲力盡，毫無意義。在上班的那幾小時裏，病人訴說自己的不幸，抵製醫生的肯定與鼓勵，頑固拒絕與他人交際，不願參加娛樂活動。長時間處於這樣的病人包圍之中，醫務人員覺得自己也染上了他們接觸的悲觀主義和絕望感。即使他們受過專業訓練，並意識到患者中的許多人最終能得到治愈，這樣的情形還是很常見。換言之，抑鬱症患者能夠創造出自己的憂鬱誘發環境。
任何團體，不管是家庭、企業還是政府，影響環境心理素質的最主要的人物是領袖。
在企業界是總經理和他的直接副手，在宗教組織中是修道院長，在家庭裏是父母。環境的基調是和他們的巨大影響分不開的，團體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來自團體領袖的特征。如果領袖是抑鬱誘發型人物，環境也大同小異。
製造抑鬱誘發環境涉及的原則無論對大組織還是小組織——譬如家庭都一視同仁。在家庭中引起抑鬱的最常用的手法包括以下幾條：
由一個或一個以上家庭成員掌握控製權，阻止其他成員享有一定的獨立。
誘發對脫離家庭的焦慮心理，助長依賴性；使較為戀家的成員深信若無家庭的精神支持，他們連一天也活不成。
發送自相矛盾的信息來削弱對方的自尊心，同時阻止他正當的自我防衛，諸如：“我愛你，盡管你是這樣的一種人。”
以迫使對方感到負有責任的伎倆不斷誘發他的負罪感，而不顧事實真相如何。
曲解對方的目的和動機，從而使地位不太鞏固的成員懷疑自己的看法，即使他們的看法更為正確。以起源於眼紅與妒嫉的競爭來感染家庭成員間的相互作用。
製造單調、乏味的環境。
絕不允許任何成員公開流露感情，特別是正當的憤怒反應。
使用慢性抑鬱來間接表達憤怒，在此過程中使他人不知所措、內疚和困惑。
阻止公開、直接的溝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