醫生必須與整個家庭打交道，治療不能局限於被宣布為“病人”的人。十年來精神治療專家越來越強烈的意識到這一點的重要性。早期精神分析療法中有一種假設：一旦抑鬱症患者得以康複，那麼除非遇到破壞力最強的環境，他便能夠應付一切情形。但是事實越來越明顯，在好轉進程中，許多病人會陷入一種停滯狀態，從此再無進展。最初將這一現象解釋為病人的“阻力”。現在清楚了，病人的家屬為了某種既得利益往往阻止病人擺脫抑鬱的困擾。在這類病例中，醫生們經常設法在治療過程中讓病人親屬也參與進來，目的是改變家庭內部的抑鬱誘發因素。有時病人重新獲得內省力，能自己改變其他家庭成員的態度；有時家庭成員間的溝通完全中斷，以至病人除了從中脫身之外別無選擇。
心理學家斯金納指出：“賭徒們看起來違反了因果律，因為他們明知最終的報酬是負值還繼續賭。”換句話說，賭徒們有一定的贏錢次數，這一數目足以使他們明知自己會常常輸，並且輸贏機會是與他不利的——他最終總是輸的，但還是繼續賭下去。斯金納把這一現象歸因於他稱之為強化作用的變量比率程式的影響。同樣的過程在人際關係中也能看到。愛情關係中的一方可以用語言或行動表達“我愛你”，其表達的次數之多足以使另一方陷人這一關係不能自拔，即使他屢屢遭受冷落甚至偶爾遭到蔑視，並像賭徒一樣終將喪失愛情。男女幽會中最有效的一招是以若即若離的表示所產生的製約作用在愛得更深的一方心中激起焦慮，迫使他“入迷”。
有時，直到處境或環境發生重大變故時，人們才能看出原來它一直在誘發著抑鬱。如果變化涉及麵廣，例如一個結構嚴謹的組織開始土崩瓦解，這時新舊辦事方式之間的衝突會使人產生困惑：一個人越是深深地受原先組織結構的製約，他在適應新形勢的努力中體驗抑鬱的可能性就越大。
當任何組織經曆重大變革——哪怕是還有希望在新的、更有效的水準上重新組建——它內部長期患抑鬱症的成員可能會頭一回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而另一些人則可能罹患抑鬱症作為對這一變化本身的反應。對於無論哪一種人，動蕩向他們提供了一次真正的機遇來解決各自的感情衝突，並從中汲取教訓，與他人共同努力開創一個不再誘發抑鬱的環境。
開拓更堅實的人際關係
與抑鬱症患者共同生活或打交道時，許多人第一個假設是自己在某一方麵應對患者的抑鬱心情負責。這一假設引起的負罪感常使人想避開患者。人們在內疚時，特別是自己不明白所以然時，會覺得不安，並對激起這種心態的患者產生惱怒。有人問一位專家，他和抑鬱症患者打交道是否會使自己感到不舒服或不耐煩，回答是：“可能性不大，因為我看問題比患者親屬透徹，我知道自己不是病人憂傷的原因。”
當人們看不出是什麼原因引起患者抑鬱時，感覺到內疚或被冷落的可能性很大。如果造成患者憂傷的原因十分明確，容易辨認，那麼無論是患者還是人的親屬都不必為這事多費周折。但倘若抑鬱伴隨一樁看來是愉快的事情——孩子的降生、職務上的重大提升或者遷入新居，那麼由於兩者之間明顯地缺乏聯係，便會使人困惑、納悶：究竟何人何事應該對此負責？
從未體驗過抑鬱的人容易低估抑鬱症患者經受的痛苦和病症的長期性。“振作起來，海倫，你母親去世已有三個月了。”“我們在一起已過了八年，你怎麼還在說這場婚姻十分不幸？”“我實在想不通為什麼外表會使你這麼傷心，你簡直不想出門了。”諸如此類的評論通常是以迷惑、憤懣的口吻表達的。當患者的親屬對病人情緒的實質與原因缺乏洞察時，經常會產生這種反應。
從未體驗過抑鬱的人容易對患者表示不耐煩，這部分是由抑鬱症的頑固性及抑鬱引起的遲鈍與猶豫不決造成的。不耐煩也是對通常潛伏在抑鬱背後、患者心底的憤怒與敵意的反應方式。
一個人焦慮時很可能激起周圍人的焦慮；一個人抑鬱時也能使身旁的人抑鬱。因此，願意幫助抑鬱症患者的人在與病人接觸時，會屢屢產生一種徒勞無益的感覺，當然這隻會加深患者的無能感，促使他們相信自己已被人誤解或遺棄。
對那些鼓吹意誌力量至高無上的人來說，理解和對付抑鬱症患者特別困難。他們錯誤地假設“成為怎樣的人是自己選擇的”，從而將患者的態度與行為看成是故意的，是不能容忍的挑釁。精神病理學家勞倫斯·庫比曾把意誌力定義為克服恐懼症等精神障礙的能量。對抑鬱症患者來說，意誌力的全部含義在於：盡管心底存在著退縮的迫切感，仍必須進行日常生活，完成各項任務，與他人交往，表達思想等一切活動所必需的能量。但是對從未體驗過抑鬱、真誠相信情緒與自尊心問題可用強迫自己快活來解決的人，抑鬱是一種既神秘又有悻常理的過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