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堂的路是否平坦
我給你講一下我的父親張瓜娃吧。他講這話時，我們已經喝了很多酒，他的舌頭都不太靈活了，說出的話很僵硬，叫人聽著好像是他在講別人的父親。
看他的這副樣子，仿佛想把他積蓄了好久的沉思默想一下子倒空，不然，他決不會放過我這個聽眾的。自從我認識他後，我發現他是一個不太認真，但卻很固執的人，難得見他這麼認真地想給我講有關他個人的事，不管他講得有多生硬，但我還是很認真地聽著。
我父親張瓜娃這一生最大的不幸，就是生了我這個孽種。可我父親張瓜娃一直不這樣認為，因為我是惟一能延續我們張家香火的後代了。至於我的那四個哥哥姐姐，還有一個弟弟，都與我父親張瓜娃無關。
我這樣說，是我父親張瓜娃到了四十歲時，才和我母親賈寡婦結的婚。賈寡婦帶著她和前夫生的四個孩子嫁給我父親張瓜娃，村子裏的人都說，賈寡婦是奔著我父親張瓜娃的那份口糧來的。賈寡婦年輕時是有幾分姿色的，一對大眼睛，雙眼皮，臉皮白白淨淨，雖然生過四個孩子，守寡婦時間卻長了。這樣沒有了男人的女人，老的慢，風韻猶存，本村和鄰村的幾個光棍沒少打過她的主意，但她都沒有動心，如果不是生活所迫，她也不會下嫁我父親的。那時候，我父親的口糧是村裏給的，很固定，能養活人的。但我父親張瓜娃從不這樣認為，他一生都在感激賈寡婦，覺得是賈寡婦讓他有了一個家，給了他一個家的感覺和家的溫暖，特別是還替他生下了我這個為他延續香火的兒子，我父親張瓜娃很知足。他承擔了撫養賈寡婦四個孩子的責任，那些孩子與我父親張瓜娃沒有一點血緣關係，他們也不管我父親張瓜娃叫爸，他們叫我父親張瓜娃是“哎”。他們這樣叫倒還說得過去，說不過去的是我的這個弟弟，他雖然不是我父親張瓜娃親生的，但他畢竟是我父親張瓜娃與我母親賈寡婦結婚以後生的，還在我的後麵出生，可他也不把我父親張瓜娃叫爸，跟著我的四個哥哥姐姐叫我父親張瓜娃“哎”。這在我懂事以後，非常氣惱，為這個還和他正式打過幾架，但我父親總是拉住我，聲音很小地說，算了算了，他不叫就不要勉強了。我父親一副膽小怕事的樣子，好像是他做下了虧心事似的。
我的這個弟弟是賈寡婦和鄉上的民政幹事林旺才生的，這個大家都知道，連賈寡婦自己都這麼說，一副很榮耀的樣子，生怕別人誤認為這個孩子是她和我父親張瓜娃的。我弟弟——我還是叫他弟弟，就別提和林旺才長得有多像了，連走路一搖一晃的姿勢，那種目中無人的神態，都是活脫脫地和鄉上的民政幹事林旺才一模一樣的。那時賈寡婦和我父親張瓜娃還是名義上的夫妻，她和鄉上民政幹事胡來，也是為了投靠民政幹事，能有個好日子過。因為我父親是個瞎子，後來地分到各戶後，五保戶村上不管了，由鄉上的民政部門出麵救濟。民政幹事林旺才就出麵，給我家一些優待，不是送來百八十斤粗糧，就是給四五十塊救濟金。一來二去的，我母親賈寡婦看上了這個民政幹事手中的權利，林旺才也看著我母親有些風韻，又是我母親主動地投進他的懷抱，這等好事哪能放過呢，再說，林旺才也覺著我母親好端端的一個美豔寡婦，卻被生活所迫無奈地嫁給一個瞎子有點吃虧，他賺了我母親的便宜，還認為他幹的是件助人為樂的好事。不過，民政幹事還真不錯，和我母親有了一腿後，多給了我母親不少錢糧，並且隔三差五地還給我們這些孩娃一些糖果餅幹什麼樣的，我們很高興，我母親賈寡婦更感激他，後來她對民政幹事還發展到有了感情，無奈民政幹事的老婆比她還年輕，她做不了民政幹事名義上的老婆，就隻好偷偷地和民政幹事做夫妻間的事。民政幹事林旺才的老婆也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她認為民政幹事也算是整個鄉上的一方領導，和誰生個一男半女，就應該有這個特權，她在家種地，是農村戶口，也不敢管國家幹部——民政幹事的個人事情，反正她占著鄉上民政幹事老婆的位子不讓，照樣吃香的喝辣的，也缺損不了什麼，何樂而不為呢。
所以，賈寡婦說我弟弟是她和鄉上的民政幹事生的，一點也不可恥。
隻是我父親張瓜娃被母親明目張膽地帶著個大大的綠帽子，卻還不敢吭聲，不但不敢吭聲，還裝著什麼事沒有的樣子，可見我父親張瓜娃是多麼窩囊的了。
後來，我長成大人，明白世事了，才知道我父親不窩囊都不成，說白了他不窩囊都不行。他能有什麼辦法呢？我父親張瓜娃隻是一個望不見世界顏色的瞎子，在明眼人的世界裏，尚且有很多人阻止不了這種事情的發生，就像民政幹事的老婆，而他，這樣一個靠著政府照顧的瞎子，又有什麼辦法阻止自己名義上的老婆和鄉上的民政幹事胡來呢，何況，他老婆還從中獲取了一定的利益。
我說了這麼多，還得明確告訴你，我父親是個瞎子，天生的，一輩子都沒有見到過紛紛擾擾的顏色是怎樣在他麵前更換變化著，他不知道世界是個啥樣子，有多大，更別說賈寡婦長得是什麼模樣了，所以我母親的容顏對於我父親來說，像他摸索著的世界一樣是黑暗的，這也就難怪我母親會為鄉民政幹事主動地投懷送抱，也就不難理解明明鄉民政幹事占了我母親的便宜，卻反認為是替他人解脫著苦難。我父親一生下來，眼睛長得倒不小，就是眼神沒有光，不像別的孩子的眼睛那樣，眼神雖然軟，卻有精氣神。我奶奶覺得不太對勁，天天給我爺爺念叨，我爺爺看著也有點怕了，忙找醫生去看，到了確診我父親是瞎子時，我爺爺的心刹時涼得像冬天的雪，也沒什麼勁給我父親取個像樣的名字，就像對待一個與他毫無血緣關係的人一樣，隻是很隨便也很冷淡地看了父親一眼，就隨了大家叫他瓜娃。瓜娃在我們那裏就是傻瓜的意思。
不說這些了，還是說我和我父親張瓜娃的事吧。
我一生下來，我父親張瓜娃高興得想放開膽子大笑幾聲，但他終於沒有得意忘形，相反顯得非常緊張，慌得手足無措的他一個勁扯著旁邊的人問，他是好的嗎？是好的嗎？
別人都知道我父親問的是我的眼睛是不是好的，他最擔心的是我一生下來，別和他一樣是個瞎子。
證實了我的眼睛確實不是他那樣瞎著時，我父親怎麼也抑製住不住他那個高興勁，手足舞蹈起來，叫在場的人看了都不知道心裏是什麼滋味。後來有人給我講起當時的情況：我父親一聽到我的眼睛沒瞎，便放聲大笑起來，一邊笑著，一邊轉著圈子，可笑著笑著，他的笑聲就變成了哭聲，先是那種被壓抑的抽泣，爾後又成了要釋放什麼似的、渲泄的放聲大哭，由於情緒激動過度，他臉上的肌肉跳得突突的，空洞的眼窩裏湧出來許多的讓人看了覺得苦澀與心酸又覺得很滑稽的淚水，被臉上的肌肉震得到處亂飛。別人說張瓜娃你有了兒子，並且是個很健康的兒子，你應該高興才是，這個時候你還哭什麼呢？我父親一邊哭著抹著眼淚說，我是高興的呀，隻是我也不知道，我怎麼高興了就是這樣子。
不知你見沒見過瞎子的笑容，尤其是我父親這樣長著一對空洞的大瞎眼睛的笑容，也許是父親沒有親眼見過這個世界上存在著的許多不同樣式不同內容的笑容，所以他的笑是徹底的、坦城的、純淨的，沒有一點兒雜質，並且毫無保留地釋放著他一嘴的白牙，亮亮的如同在太陽底下絢麗地盛開著的野花，絕不似那些有著一雙能辨清黑白、分清美醜的眼睛的正常人，有時笑中含著虛偽，隱藏著另外一種讓人害怕讓人不知不覺便想著要警惕著、防備著的東西。我父親張瓜娃的眼睛是殘疾的，然而他的笑卻是健康的，這健康而坦誠的笑容叫我至今想起來，都感到有一種燦爛的溫暖。
我的出生給我父親帶來的幸福是巨大的，所以，即使是我後來恥為人言的所作所為都沒有叫我父親對我有一絲怨氣，他對我總是充滿了寬容。
大家都知道，瞎子在對待許多事物上靠的是感覺，比如，正常人認識花是因了花的模樣、花的色澤，然後才是花的香氣。而瞎子，對花的第一感覺是靠嗅覺來完成的，他首先是嗅到花的芳香，然後才知道這種散發著很自然的香氣的東西，它的名字叫著“花”。再比如認識一個人，正常人一眼就能看出這個人和另外一個人的外表的不同來，而瞎子看不到，他們則是靠著“聽”才認識這個人非那個人。還有對一種物體的認識是靠著“摸”，摸出來的形狀反映到大腦裏，這種形狀便構成瞎子對這種物體的直觀認識。瞎子走路就難了，靠感覺那是在小範圍之內的，是常走才熟悉，要走到外麵卻不容易，但並不是不容易就難倒了眼睛不方便的這一類人群，他們依然有自己的方法來與這個世界相容，所以在生活中我們可以看到許多瞎子獨自一個人在他不甚熟悉的環境中行走時，都伸著一根棍子，這樣一根普普通通的棍子，他們用來探索前麵的路是否平坦；這樣一根棍子，是他們頑強地和生活接觸的一個點。我們那個村子是在山區，山多地少，為了擠出一些地來多種些糧食，路都修得比較窄，惟一寬敞點的就是村街上的那條道了，就這麼一條體麵的村街，村子裏的人卻把自家的糞土堆的到處都是，弄得村街上也坑坑窪窪的，一點都不平坦。我父親每次手裏拿著個紅柳棍，高一腳低一腳地從村街上走過，跌跌撞撞的樣子，經常會惹來小孩們的嘲弄，為此我父親窩在家裏，不敢出門。自從有了我這個兒子後，我父親不管那麼多了，經常出去走走，為的是聽到別人說他有了兒子的讚美聲。當我長到兩歲的時候，會走路了，我就不願呆在家裏，整天要出去耍，像所有做父親的人一樣，我父親牽著我的手，我們父子相互依托著，走來走去，我父親帶著我耍。時間一長，就變成了幼小的我緊貼著我父親結實溫熱的身體，牽著我父親的手在村子裏轉悠了，這樣一來，我很自然地過渡到了替代著我父親手中的紅柳棍的時代，隨心所欲地發揮著我幼兒時期的好奇心，帶著我父親到處轉悠了。我父親為我的這種過渡顯得異常高興，他扔掉了和他廝守了四十多年的紅柳棍，他有了兒子最直接的引導，比紅柳棍要靈活方便多了，而且拉著兒子的小手，他心中那無法表述的父愛也有了寄托。所以，當我毫無目的地、以我一個兒童盲目的興趣拉著我父親東奔西竄時，他不但沒有責備，反而還會不斷地發出爽朗、愉悅的笑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