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兩人青春做伴不知愁滋味，徜徉在賓夕法尼亞大學校園，他常常耐心地在女生宿舍下等待梳妝打扮的她，時常等上二三十分鍾，她才裝扮好，姍姍下樓。
為此，他的弟弟梁思永曾寫過一副對聯調侃兄嫂：林小姐千裝萬扮始出來，梁公子一等再等終成配，橫批是“誠心誠意”。
她去世之後，他想著這些青澀往事，物是人非，弟弟和她都先走一步，心如刀割。他用她生前躺在床上經常用的小圖板，為她設計墓碑的樣式。
陪她走了一生，再送她走最後一程，他的確是“誠心誠意”。
逃難時，為了方便她治病，他學會了輸液、打針，不厭其煩地把那些器皿用蒸鍋消毒，然後分置各處，一絲不苟。
在濕冷的李莊，為了讓她暖和一點兒，他經常親自侍弄火爐，生怕別人不小心弄熄了火。
他想盡法子勸她多吃，親自準備食物，甚至，她吃之前，他總要親自嚐嚐鹹淡。
她脾氣原本便暴躁，病中肝火更旺，時常責罵、訓詰，他都微笑以對。
甚至，肺病是傳染的，但她那強烈的自尊心忌諱別人議論她的病，更忌諱家人和她分餐，她覺得那是一種嫌棄，他便和家人與她同桌進餐，雖然暗自做了預防，但自己也染上了肺結核。
可是，不要想當然地認為，她心安理得地享受著他付出的一切，對他的辛勞，她同樣投之木桃，報以瓊瑤。
在昆明時，通貨膨脹早已讓這對曾經的金童玉女變成了貧賤夫妻，為了應付高價的房租，她不得不外出教書來維持生計。
她一個星期來往四次，走將近十公裏的路，去雲南大學教六點鍾的英文補習，一個月所得不過40元法幣的報酬。
顛沛中他測量古建築的皮尺不知所蹤，皮尺是測量時的必需品，他愁眉不展，沉默不語，她便瞞著他，毫不猶豫地在黑市花23元的高價另買了一條送他。
這怎麼不是愛呢？
“七七事變”爆發後，全家準備南渡逃亡，那正是她最需要治療的時候。臨走前幾天，她去醫院檢查，被醫生嚴重警告。可是，逃亡關係著全家人的安危，她便說：“警告白警告，我的壽命是由天的了。”
走的那天，她是病著的，但她沒有說，硬撐著開始流亡。
在昆明，她發燒至四十度，昏倒在大街上；從昆明到李莊，他沒有隨行，她一路操著更多的心，在破卡車上顛簸了三個星期，她徹底病倒，臥床六年。
抗戰勝利後，美國著名胸外科醫生裏奧?埃婁塞爾博士給她做了病理檢查，結論是兩肺和一個腎感染，存活期約為五年。
這也算得另一種支持吧？
她去世後，清華的許多老朋友，比如張奚若、金嶽霖、錢偉長、錢端升、沈從文等等，紛紛責怪梁思成，說是他的選擇造成了她的早逝。
他們怪他，在沒有能力保持她健康的前提下，追求自己的事業，讓她失去診療和休養的機會；
他們還怪他，家事生活都沒有處理好，愛國心和事業心卻那麼強，又死板有餘變通不足，這個“舍生取義”的書呆子，“義”沒取到，她的“生”卻被舍棄了。
而她，從來沒有埋怨過他。
所以，他才會坦然地說：“我們都沒有後悔，那個時候我們急急忙忙地向前走，很少回顧。今天我仍然沒有後悔，隻是有時想起徽因所受的折磨，心痛得難受。”
她何嚐不懂他？
從1930年到1945年，她和他共同走了中國15個省、200多個縣，考察測繪了200多處古建築物，河北趙州橋、山西應縣木塔、五台山佛光寺等等，通過他們得到了世界的認識，從此被保護。
那時的考察絕不像現在的自駕遊，艱苦而辛苦，兩人的朋友回憶：
“梁公總是身先士卒，吃苦耐勞，什麼地方有危險，他總是自己先上去。這種勇敢精神已經感人至深，更可貴的是林先生，看上去那麼弱不禁風的女子，但是爬梁上柱，凡是男子能爬上去的地方，她就準能上得去。”
在人生的經營中，她付出了遠超尋常女子的努力與勤奮，這也是她與陸小曼之間最大的不同，陸小曼始終是朵仰仗他人的菟絲花，抵不住貨真價實的辛苦，離不開喧囂的社交場和男人的愛情。
而她，享得福也受得苦。
所以，梁啟超在徐誌摩和陸小曼的婚禮上會撂出一番擲地有聲的話：
“徐誌摩、陸小曼，你們聽著！你們都是離過婚，又重新結婚的，都是過來人！這全是由於用情不專，以後要痛自悔悟，希望你們不要再一次成為過來人。我作為徐誌摩的先生——假如你還認我為先生的話——又作為今天這場婚禮的證婚人，我送你們一句話，祝你們這是最後一次結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