惶恐焦慮中她又開始亂抓救命稻草。
這次，被抓的是她弟弟的朋友、小她六歲的東北作家駱賓基。
駱賓基受了端木的幫助，答應留下照顧病中的蕭紅。
據說，蕭紅在端木離開時，曾經答應如果她的病情好轉，一定嫁給駱賓基。
病床前的愛情和承諾，真是讓人匪夷所思。炮火紛飛的戰亂時期，人人把活下去當成首要任務，一個病入膏肓、驚惶而神經質的女作家，就算她願意以身相許，對於一個隻見過兩次麵、在香港人生地疏的二十五歲男青年來說，隻怕更像一個沉重的負擔吧。
於是，駱賓基忿忿寫道：
“從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戰爭開始爆發的次日夜晚，由作者護送蕭紅先生進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樓以後，原屬蕭紅的同居者對我來說是不告而別。從此以後，直到逝世為止，蕭紅再也沒有什麼所謂可稱‘終身伴侶’的人在身邊了。而與病者同生同死共患難的護理責任，就轉移到作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得脫身了。”
這哪裏有什麼愛情，分明是遭遇違規卸貨的憤怒。
三十一歲，她終於在日軍的轟炸中缺醫少藥地死去。
死前，親筆寫下自己的心情：“半生盡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每每讀到那兩個夢囈似的“不甘、不甘”，我便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地想：既然看出了別人的嫌棄，就不能有些骨氣？一定要用混亂的步法，把人生下成一盤死棋？
果真，一個女子的任性，對文字是大幸，對人生卻是大諱。
她死後，與她交好過的男人互為情敵，爭吃陳年老醋。
駱賓基與端木蕻良因《呼蘭河傳》的版權歸屬反目成仇，從香港返回內地後分道揚鑣，從此形同陌路。
她其餘著作的版權，解放後端木蕻良倒是全都捐給了國家。
為了《呼蘭河傳》的版權，她的兩個妹妹又和駱賓基打過一場官司。
這些生前折騰出的是非，身後都不肯放過她。
那個被她稱為暴虐的父親張廷舉，在她離經叛道的私奔之後，因教子無方被解除”省教育廳”秘書的職務，調任巴彥縣督學兼清鄉局助理員。
在呼蘭上學的張家子弟不堪輿論壓力，紛紛轉校離開家鄉，她的弟弟張秀珂孤獨地隨父親由北滿特別區第一中學轉學到巴彥縣立中學，途中，她的父親看著幼子，無奈而感傷。
她肆意追尋自由、學業與愛情的時候，可能根本沒有想到，自己的不管不顧給家人留下了一個爛攤子。
當然，她是反封建的鬥士。
她還曾經有過兩個孩子。
第一個是女孩，生下來沒幾天就送給了公園臨時看門的老人，老人搬家之後，便失去聯係。
第二個是男孩，她堅決不肯到隔壁育兒房喂奶，任憑孩子的哭聲傳來，任憑周圍人苦勸，看也不肯看孩子一眼，直到第六天孩子被別人抱走，她始終未看孩子一眼，也沒讓孩子看她一眼。
有些時候，她也著實狠得起來。或許她知道，她這樣一個永遠長不大的女孩，似乎沒有能力再去承擔另一個女孩或者男孩的人生。
和她濃烈的愛情相比，她的母愛有點稀薄。
她折騰了三十一年，不知是否明白：
遇到一個好男人，從此過上幸福的日子，很好。
遇不到，一個人，善待自己，也很好。
治愈你：
在愛情中，有多少如蕭紅一般的女子，丟失了自己，急急忙忙地控製，振振有詞地用依賴去損耗兩個人關係裏的浪漫和輕柔，最終得不償失地迷失自己，丟失了原先的愛。
所有活的不自信、特別焦慮的人都試圖牢牢掌控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多個人的關係，這種打著“依賴”旗號的死纏爛打，都很難逃脫憔悴失落的結局。
情感世界裏最終的贏家，無不是泰然處之、順其自然、全情享受的高人，不管ta們是贏得了愛情、贏得了完滿，還是贏得了超逸灑脫的人生。
愛是享受，而非依賴。
永遠做自己，而不是你以為別人會喜歡的那個人。
最終，不管是一個人、兩個人、三個人，或者其他方式的人生路，都能走得愉悅和通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