剛剛在巴黎心情複雜地與法國姑娘蘇珊訂婚的三弟，並沒有獲得二嫂的熱烈回應。直到1937年，南京被日軍轟炸，二嫂婚姻失據，國破家難才成全了這段“天地間最偉大的愛情”（張道藩語）。
從1937年到1949年，兩人以“振宗”和“雪”為名，情書紛飛。那兩千多封通信，在不相關的人看來，有無病呻吟的相思，有情到深處的絮叨，有事無巨細的繁瑣，有隻宜私語的肉麻，隻覺得口水甚多。比如：
宗：心愛的，我想你；我行動想你，我坐臥想你，我時時刻刻想你，我朝朝暮暮想你，我睡夢中也想你。
雪：你若把我拿去，燒成了灰，細細的檢查一下，你可以看到我最小的一粒灰，也有你的影子印在上麵。
他把給她的情書命名為《思雪樓誌》，她把自己的書房稱作“宗蔭堂”，真是甜蜜粘乎得如同一對青春期小兒女。
張道藩趁她父親七十大壽，送了厚重禮金，她當即退還：“幸君諒吾苦衷，納回成命，庶幾愛吾更深矣。”多麼懂事明理，哪裏還是那個為了要錢跟徐悲鴻大鬧的蔣碧微。
1942
年，客居新加坡三年的徐悲鴻回到國內，蔣碧微十分尷尬，作為徐悲鴻的合法妻子，她無法拒絕丈夫返家，但她已成了張道藩的情婦。她寫信給張道藩，傾訴矛盾，張道藩提出四條出路：一、離婚結婚（雙方離婚後再公開結合）；二、逃避求生（放棄一切，雙雙逃向遠方)；三、忍痛重圓(忍痛割愛，做精神上的戀人)；四、保存自由(與徐悲鴻離婚，暗地做張道藩的情人)。蔣碧微選擇了最後一條路。
兩人深度糾纏三十多年，在台灣同居十年，他始終沒給她妻子的名分。張道藩當時官至台灣“立法院長”，妻子蘇珊到蔣介石官邸告狀要求主持公道，不然就向新聞界尤其是西方記者抖落一切。
是要一個美人遲暮的蔣碧微，還是要名譽、地位、前途？張道藩縱然糾結卻依舊清醒。比起感情大過天的徐悲鴻，他的政客本質表露無疑。
蔣碧微的失落可想而知。三十年的煩惱、痛苦夾雜著甜蜜的生活，像是一場春夢乍醒。當年那句“等你六十歲，就和她離婚，來娶我罷”的誓言海市蜃樓般幻滅，她卻從一隻飽滿多汁的蜜桃變成了幹癟的果核。
果核依舊硬朗好強，毫不嘴軟地總結：“基於種種的因素，我決計促成他的家庭團圓。”
與他分手六年後，她完成五十萬字回憶錄，上篇《我與悲鴻》，下篇《我與道藩》，1966年在台灣皇冠出版，至今仍轟動遐邇。
兩岸隔絕，她與子女音訊難通，暮年獨居近二十年，寂然離世。
《琴課》2002年嘉德春拍會售出，價值165萬。
就像一場反諷，自尊到強悍的蔣碧微，人生的兩段感情都沒有名分。
她這一生，似乎始終沒有掌握好生活的力道，於不該時，用力過猛；於堅持時，綿軟無力。
倘若當年徐悲鴻誠懇回頭時，她摒棄前嫌地反省並接納，至少一家四口終得團圓，以徐悲鴻的處世之風，後續的歲月應當待她不差。兩人相遇於最好的年華，縱然中年齟齬，晚年也是圓滿的。他不至於身體每況愈下，七年後便撒手人寰。她也不至於漂泊異鄉，孤寂終老。
倘若當年張道藩提出四點解決意見時，她拿出和徐悲鴻離婚的剽悍與果斷，堅決要他與蘇姍離婚和自己重新開始，也不至於造成三個人的痛苦：蘇姍帶著女兒遠避澳洲，張道藩陷入家庭與情感的兩難，她自己既沒得到名分，最終還失了感情。
不同選擇下的人生，真的是天地迥然。她這顆響當當的銅豌豆，和生活來了場硬碰硬的正麵交鋒，結果一地碎片。
鐵骨錚錚的她始終在往前衝，哪怕頭破血流、兩敗俱傷，也不曾深情款款地避讓與後退分毫。
對於一個女子，或許最遠的距離，就是進退之間。
治愈你：
大多數女子，在人生的某個階段都會活得特別激烈和用力，貌似特別精彩，但是，蔣碧薇這樣窮其一生堅硬到底的女子並不多。
這樣的女子總是聰明多了幾分，智慧卻輸了一截。
她們不明白，不是所有的男人都欣賞聰明女人，大多數男人更喜歡溫順的、貌似笨一點的、讓他有成就感的女人。
實際上，做一個聰明的笨女人，難度更大。
這樣的女人懂得進退，沒有必要獨自扛起所有負擔，她們適度的獨立，隱藏的理性，含蓄的聰穎，溫和的才華，從來不炫耀，更不咄咄逼人。
這樣的女人更容易尋找到真正的幸福，而並不是處處向男人看齊就是解放，處處和男人對立就是獨立，處處和男人死磕就是個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