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的她勇敢、執著，如春天盛開的櫻花般絢爛而熱烈。愛情在左，青春在右的時日裏，卻隻能望著巴黎櫥窗中美麗的風衣歎息；還有1927年回國，大師連旅費都未給足，若不是娘家接濟，一路不知風波多少；又或者，漂泊十年，他們才在吳稚暉的資助下，終有安定之所。
廖靜文則說：“他善解人意，體貼入微，作畫已入佳境，又能夠珍視天倫之樂。”
當然，她也始終記得，為了尋她，徐悲鴻從重慶出來四天，半路車壞，換了三次車，最後一輛貨車在離貴陽二十多公裏的地方又壞了，於是“就一個人在黑夜、雨水、泥漿裏步行了四十華裏”。
還有他每次去開會，回來都會帶三塊糖，兩塊給孩子，一塊給她。
他去世那天，她抱著他已經冰冷的身體慟哭，卻發現，口袋裏依舊裝著三塊水果糖。
對於徐悲鴻的去世，蔣碧微一股腦兒的把過錯歸咎於當年的第三者孫多慈：“而他自己，更由於他的性格使然，一著錯，滿盤輸，生活既不安定，情緒更感苦悶，於是健康的耗損，嚴重地戕害了他的藝術生命。時至今日，我敢於說：如果不是這場戀愛事件所導致的一連串惡果，他在藝術上的成就會更輝煌，說不定他還不至於五十八歲便百病叢生地死於北京。”
坎坷二十八年，她難忘當年冷酷到底的《分居聲明》，和那個導致他發出聲明的女子。
廖靜文則說：“為了還清她(蔣碧微)索要的畫債，悲鴻當時日夜作畫，他習慣站著作畫，不久就高血壓與腎炎並發，病危住院了，我睡在地板上照顧了他四個月才出院。”
守望七年，原配與第三者鬧得都散場了，她收拾了殘局，怨的自然是獅子大開口的蔣碧微。
蔣碧微眼裏的徐悲鴻，“兩手空空，一無所有，有的隻是吃苦的毅力，忽略身邊愛人而瘋狂學藝，倔強，自戀，偏執”。
哪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呢？更何況一個沒有家世、背景和財富的二十二歲小夥子，能夠依靠的隻有天賜的才華與遠超常人的努力。
廖靜文景仰的徐悲鴻，“他是中國如此傑出的一個人物”。
四十七歲的他早已是畫壇巨擘，隨隨便便的一個意見，便能讓十九歲的小姑娘從四十多個應試者中脫穎而出，得到夢想的工作。
褒貶之差，孰對孰錯？
黑白之間，孰真孰假？
兩人筆下的徐悲鴻，似乎大相徑庭，其實卻是不同年齡的真實人生。
蔣碧微口中的徐悲鴻，是年輕的徐悲鴻，一個未被認可的藝術家。
廖靜文筆下的徐悲鴻，是晚年的徐悲鴻，一個功成名就的繪畫大師。
一個二十歲的他，一個五十歲的他，無所謂對錯，不過是生命的曆程。如果你遇見的是二十歲的他，不幸成為他走向成熟的扶手，那麼心懷怨懟也無可厚非；如果你遇見的是五十歲的他，有幸收獲他智慧的積澱，那麼滿腔熱愛也可以理解。
隻是，甲之蜜糖，乙之砒霜，不要懷疑，你沒見過的那個他。
愛情生來不平等。
你愛他，不畏朝雲暮雨，不懼晚來風疾，甘心為他守得雲開見月明，可於他，卻恰是要苦苦掙脫的鐵柵牢籠。
他愛你，無需你明眸善睞，不必你長袖善舞，情願為你撐起一片豔陽天，隻不過，你是他需要的那個剛剛好的人。
我們都曾是別人的蜜糖，或者砒霜。
1953年，徐悲鴻在北京病逝，口袋裏揣著給廖靜文和孩子的三塊糖，身上帶著與蔣碧微在法國生活時買下的一塊懷表——這塊表幾乎從未離身，腳上穿的是舊貨攤上買來的舊皮鞋。
蜜糖與砒霜，終極地重逢了。
治愈你：
你，美麗聰慧，努力工作，熱愛家庭……
但是，那又怎麼樣呢？
他可以說湯做得太淡，你沒給我熨平襯衫，也可以說你不愛學習了不愛奮鬥了光指望我掙錢養家，也可以說讓我去參加孩子家長會你幹嗎的。
感情實在是場無法掌控的事，沒有邏輯，沒有規律，更沒有順理成章的必然。
於是，A男配了D女，A女與B男過著你儂我儂的日子，B女卻成了C男的夢魘。
不用錯愕不已，不過是因為ta才是ta的蜜糖，才是ta需要的那個剛剛好的人，就像廖靜文之於徐悲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