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
讋久春是師三支兩軍辦公室的，到點上，也隻是跑跑麵，打個遊擊，呆上個三五天，頂多個把月，就回師部三支兩軍辦公室。白天接待來訪的群眾，通過電話了解各團三支兩軍情況，晚上整理材料或起草文件、通知、報告什麼的。
這天，隆冬的一天，白雪皚皚。零下二三十度的嚴寒，真是吐口吐沫都是釘的寒冬。讋久春起個大早，到室外透透新鮮空氣。悶在三支兩軍辦公室，白天是接待來訪群眾，收集各團三支兩軍辦公室的彙報材料。晚上，可是挑燈夜戰，窮忙半夜。
這兩年，都是白天工作，晚上寫材料。讋久春把寫材料當成自己的事。雖然這些材料都是白天來訪的記錄整理，各單位三支兩軍動態報告和起草文件什麼的，但這些事白天靜不下心來，隻能晚上做。所以是“自己”的事。反正在部隊三百六十五天中，除了探家連路程二十多天外，其餘三百四十天都歸革命管，連人都是革命的，時間怎麼用都行！
晚上寫材料，夜深人靜，思路集中，往往可以一蹴而就。所以，讋久春最愛晚上寫。縣城柴油發電廠每天晚上九點就停止發電，一過九點，就要點煤油燈或者點蠟燭。其實電廠供的電也亮不到哪裏去。為了省電，照明用的是十五瓦的燈泡，發電廠未經過變電站直接供給市民的生活用電，電壓不穩，那燈光總是桔紅色的，忽閃忽閃的。電燈還不如煤油燈亮。
可煤油燈、蠟燭也有缺陷。最大的缺陷就是煙霧濃濃，時間長了，又嗆人又刺激眼睛。讋久春隻要是點燈夜戰，總要不停地揉眼睛，揉得紅紅的。而且視力連連下降，平均每年下降零點二。當兵時一點二、一點三的眼睛。三年多變成零點五、零點六，他不得不配上二百度的近視鏡戴上。好在那時戴眼鏡是有學問的象征，尤其是部隊裏，那戴眼鏡的可是地地道道的知識分子。更何況當兵後因工作需要戴眼鏡，那可是公家出錢。所以，讋久春也樂於戴上眼鏡。
在燈煙的房裏悶了一夜，兩眼發脹，痰堵胸悶。所以，不管怎麼冷，讋久春總是習慣起大早，到室外透透新鮮空氣。
他踏著積雪，一路小跑，跑出西門外。西山白銀素裹，不好往上跑。繞過西山，眼前是遼闊的銀色世界，遠處是淡淡的皚皚白雪覆蓋的群山。雪原那麼開闊，那麼愜意。他不禁唱起革命現代京劇《智取威虎山》中參謀長的“誓把反動派一掃光”的那段腔來：……望飛雪，滿天舞，巍巍叢山披銀裝，好一派北國風光。
吃罷早飯，剛回辦公室坐定。一陣清脆的聲音在走廊響起：“中國人民解放軍讋久春同誌在嗎？”是個女子的聲音。
“在，請進！”讋久春還從來沒有聽到來訪的群眾高著嗓門，指名道姓地叫他呢。
一位青年女子婷婷玉立在眼前。
他小吃了一驚。他認出這女子是他經常上西山遇見的那個上墳的女子。估計她有一米六五的個頭，比他讋久春一米六八略矮一點。苗條、白淨、秀美，油黑油黑的短發，脖子上圈著雪白的大圍巾。看上去二十二三歲的樣子。
“您就是讋久春同誌？”這女子明亮的雙眼裏閃著淚花問。
“是的，我叫讋久春，請坐，您有什麼事！”讋久春說著給這女子倒一杯開水遞過去。三兩辦副主任年是津總是說：“杯水片語暖人心”。所以，有來訪的群眾，大家都習慣倒一杯水。
“讋同誌，我叫李淑賢，是縣中學的語文老師，學校造反派說我出身是富農，把我開除，勒令到鄉下去，已經三年了。我是來找解放軍做主，幫我解決問題的。毛主席說，解放軍是人民的隊伍，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求求解放軍給我落實政策，我要工作，我要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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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師，我當了八年民辦教師了，就這麼把我趕走了，我冤枉啊！”說著，這女子就往地下跪。
讋久春趕緊拉起她，讓她坐在對麵的凳子上：“不要這樣，不要這樣，有問題慢慢說。你怎麼知道我叫讋久春？”
女子抹了把眼淚道：“您每天上西山，咱們經常見麵的，我向中學的軍宣隊打聽，知道您叫讋久春，在三支兩軍辦公室工作。三支兩軍就是抓鬥、批、改，落實政策的，所以我找到您這兒來了。”
“你的問題向學校革委會和軍宣隊說過嗎？”
“跟革委會說沒有用，革委會副主任就是趕我出校的造反派頭頭！軍宣隊也說他們不好解決我的問題，說要找你們，讓你們跟縣革委政工組說。”
“那你幹嘛點名找我？”
“見大官，我不敢見。我相信您，聽學校軍宣隊說，您是有正義感，愛管老百姓事的人。這一年多來，我知道您隻要在縣城，就堅持每天按時上西山，見不到您，您就肯定出差了。我覺得您是有恒心有毅力的人。所以我找您。”
聽了李淑賢的敘述，讋久春知道了她的經曆。
看不出，她已經二十六歲了。她文學課特別好。初中時，作文總是年級的範文，縣裏廣播站還經常有她的稿件播出。初中畢業，本來她想考中師，可三年困難時期剛過，學校擴大招生，師資相當缺，學校就動員她留校當語文代課教師。她想，上了中師，畢業也是回來當老師，於是痛痛快快留下來，十六歲就當了初中代課教師。
文革一起，毛主席說，我們的教育基本上是資產階級把持著，實行的是資產階級教育體製。於是，學校被革命了，地、富、資本家出身的教師都是混進教育隊伍實行資產階級教育製度的罪魁禍首，紛紛被清理出教師隊伍，攆到鄉下去。李淑賢就是被當成地富的狗崽子攆走的。
可李淑賢不承認自己是狗崽子，不承認自己是富農出身，不承認自己是資產階級教育。她父親李振青是河北人，一九四二年躲日本鬼子，逃到內蒙古。到內蒙後，給霍姓大地主扛活當長工，給地主放羊。一九四五年，蘇聯紅軍對日宣戰，由北路進逼山海關經過這裏時，霍家地主攜全家逃走，也不知道逃到哪裏去了。
地主跑了，李振青可還放著大地主的一群羊，二百多隻。他老老實實放羊，精心護理著羊群，期待著地主回來，把羊群還給地主。從一九四五年秋到一九四六年內蒙古解放到一九五零年這裏土改、牧改，大地主杳無音信。李振青的羊群從一幫發展到兩幫、三幫、四幫，一年多一幫，上千隻。他不敢吃，不敢賣，更不敢送人。自己放不過來，隻好又雇五個長工放牧，按霍家大地主給自己規定的酬勞分給雇工：每人每年二十隻羊。
土改、牧改時，問題來了。工作隊有的說，李振青是漢人，雖然放牧，但在農區，應當按土改政策，給他劃成分，是富農。有的說，他實際上是牧民，按牧區牧改政策，牧民不劃成分，而且不分財產。最後工作隊中主張按牧改政策的占了上風，沒給李振青劃成分，對那上千隻羊，也不問歸屬，就那樣過下去了。
李振青可一直認為自己是長工，是地地道道的貧農、是赤貧。他一直想把羊交出去，可不知道交到哪裏。幸好五一年成立合作社，他把羊全交到社裏。可社裏按畜股入帳，給他定了一千一百一十股，每年按畜股分紅，他還是最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