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創新性組織1
創新是一個經濟用語或社會用語——創新的特點、創新的動態過程——創新的戰略及其基本假設——必須有計劃地拋棄舊事物——必須樹立高目標——平均成功率一一一個創新項目的進程——衡量和預算——失敗或幾乎成功。的風險——創新的態度和實踐——管理當局所起的不同作用——把注意力集中在責任上——繼續學習——創新的組織結構——杜邦公司的例子——創新是一種“事業”而不是、一種“職能”——創新性小組——創新性單位是一種企業家——創新性組織的挑戰
每一本管理書籍中都提到——事實上是強調——創新的必要。但是，除了這點以外，這些書籍一般都很少注意為了鼓勵、指導創新並使創新發揮作用，需要怎麼樣的管理和組織，以及需要做些什麼。絕大多數討論所強調的幾乎完全是管理當局的行政事務方麵的職能，也既是使已經知道的和大部分是已經做的事繼續進行下去和加以改進的工作。一般很少提到有效地和有目的地創造新的和不同的事物的企業家職能。
書籍中對創新的管理這一方麵的忽略，隻不過反映了企業中的現實。每一個企業的管理當局都強調創新的必要，但無論是大企業或小企業，卻很少把創新作為一項特別而重要的工作來予以組織。的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研究”已成為時髦事了， 為之用去了大量金錢。但是，在許多公司中，所得到的結果隻是改進而不是創新。
公共服務機構的情況更是這樣。
過去之所以把注意力集中在行政事務職能上而忽略了創新，是有其原因的。當本世紀初葉人們最初關心到管理時，當時最大和最新的需要是學會如何組織和指導突然湧現出來的大型的人的組織。那時所注意到的創新隻是一種單獨的工作，一種由個人、由十九世紀的“發明家”獨自進行的工作。或者，創新隻是被看作主要是一種技術工作，是一種研究工作。
而且，在1920年到1950年期間，管理的絕大多數基本工作已經做了，沒有多少創新的餘地。因為，同一般人的看法相反，這一期間無論在技術方麵還是在社會方麵，都不是迅速變化的年代。正如前麵在第三章中強調指出的，這段期間的技術一般是建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奠定的基礎之上的。這段期間雖然在政治上有很大的動亂，社會機構和經濟機構卻是停滯的。實際上社會和經濟思想也是停滯的。在過去五十年中發揮作用的偉大革命思想是生活於、或至少立足於十九世紀的那些思想家提出來的，如馬克思、達爾文、佛洛伊德。就拿凱恩斯來說，雖然他很有創新思想，卻還是以十九世紀末葉的經濟學家利昂·沃爾拉思(Leon Walras)和艾爾弗雷德·馬歇爾(Alfred Marshall)已經提出的思想為依據的。
但是，現在我們可能已進入一個迅速變革的時期，其基本特點可同十九世紀最後數十年相比擬，而同我們所熟悉的剛過去的時期不同。在十九世紀後期，我們可以回想一下，每一項新的重大發明幾乎立即導致一個新的重要工業的出現。平均每幾個月就有一起。這段時期開始於西門士發明發電機和珀金發明靛青染料的1856年，終於發明現代電子管的1911年。在此期間的發明有：打字機和汽車、電燈泡、人造纖維、拖拉機、電車、合成藥品、電話、“無線電和飛機——這還隻是稍微提一些。換句話說，在此期間，形成了現代的世界。
與此相對照，在1914年以後，直到五十年代末期電子計算機首先付之應用時為止，卻很少有新的重要工業部門產生。
在1870年到1914年期間，世界的工業布局發生了急劇的變化。平均每十年左右就湧現出一個新的重要工業地區：1860年到1870年期間是美國和德國，以下二十年間是西部俄羅斯和日本，到1900年時是中歐(即舊奧匈帝國的西部和意大利的北部)。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卻沒有什麼新的工業地區加入這個“工業俱樂部”。
但是，現在卻出現了迅速變化的跡象。例如，巴西和中國已接近“起飛點”——巴西可能已達到了這一點。換句話說，現在已有跡象表明，基本經濟關係將發生迅速的變化。1944年的布裏敦森林會議試圖恢複1914年以前存在的世界貨幣製度(而且在1914年以後還繼續存在了近二十五年)，六十年代出現了歐洲美元，幾年以後又出現了特別提款權的“紙黃金”，最後，放棄以美元作為關鍵通貨。這些，結束了以過去作為準則的時期而明確地導入一個在國際經濟、國際貨幣和國際信貸方麵發生重大而迅速的變化和重大創新的時期。
但是，在社會方麵也有同樣地的必要進行創新，而公共機構也必須學會如何對創新進行管理。
十九世紀末期即是在技術方麵有重大創新的時期，又是在社會和經濟機構方麵有巨大創新的時期。而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的五十年，在技術上是停滯而不是迅速變革和創新的時期，在社會和經濟機構方麵也是停滯的時期。我們目前所知的政府形式大部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創立的。十九世紀中葉開始的英國的地方政府改革創立了新的機構、新的關係、特別是政府的新的任務。以後不久，在裨斯麥的德國建立了現代的福利國家。幾乎在同一時期，即十九世紀八十年代，美國對政府的理論和實踐做出了重大的貢獻，即受規章限製的委托。三十年代新政時期的每一項改革，早在二十年以前，即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前的進步黨時期就已經被討論和製定出來，並在許多情況下在地方或州一級被付之實施。
偉大的美國大學是1860年至1900年期間六、七位出色的大學校長的創新性的創造(關於這點，見第十三章)。現代的醫院基本上是1900年到1920年期間設計出來的。軍隊在十九世紀中葉的兩次重要戰爭——美國內戰和1870年的普法戰爭中采取了目前的形式。從那以後，發展都是直線性的——軍隊更大、火力更強、裝甲更厚，而戰略和戰術基本上是一樣的，而且強調的也是“硬技術”。即使象坦克和飛機這樣根本性的技術創新也大體上被結合於傳統的指揮結構和軍事學說之中。
現在，在社會和政治方麵又迫切邊需要進行創新了。現代的大都市需要有新的政府形式。人及其環境之間的相互關係必須予以仔細考慮並重新安排。沒有一個現代的政府能夠繼續進行有效的治理了。當前世界的危機主要是要求進行機構創新時機構危機。
目前的工商企業，其結構和組織，它把知識轉化為工作以及工作轉化為成果的方式——以及把企業同社會和政府結合起來的方式——全都需要送行重大的創新，全都是創新的機會。目前我們在社會和經濟領域肯定需要進行創新，正好像在十九世紀後半期那樣。
但是，同十九世紀大為不同的是，從今以後的創新必須納入於現存組織之中。大型企業以及大型公共服務機構必須日益既能從事行政事務管理，又能從事創新。
首先這些企業和機構所掌握的人力和資本是一百年以前所不能想象的。但是，發明或研究同把發明或研究的成果轉化為新企業、新產品或新機構所需的努力之間的比率， 也大大改變了，現在人們已普遍同意，作為一種經驗規律，如果在產生一種新思想上花費一美元，則在對之進行“研究”以便把它轉化為一種新發現或新發明，就必須花費十美元。在“研究”上每用十美元，在“發展”上至少要花費一百美元。在“發展”上花費一百美元，則在市場上引進和建立一種新產品或一個新企業就需要花費一千美元至一萬美元。而隻有在市場上建立了一種新產品或一種新企業之後，才能說已有一種“創新”。
創新不是一種技術用語，而是—種經濟和社會用語。其判斷標準不是科學或技術，而是經濟或社會的一種變革，是消費者、生產者、公民、學生或教師等人的行為中的一種變革。創新創造出新的財富或行動的潛力，而不是新的知識。這就意味著大量的創新努力必須來自控製著發展和市場推銷所需的人力和財力的地方，即來自現有的大量積聚著受過訓練的人力和可以支配的財力的地方——現有的企業和公共服務機構。
對公共服務機構來說，尤其是這樣。在一百年以前，公共服務機構很少，也很小。那時的任務主要在於在沒有公共服務機構的領域中創建新的機構。目前，公共服務機構已大量存在，而且統治著社會、政治和經濟的各個領域。它們代表著現存的官僚機構、現存的專業知識的集中、現存的工作安排以及正在進行中的規劃。如果它們不能進行創新，我們所需要的新機構就很難進行有效的創新，而將被大政府、大軍隊、大大學、大醫院等肌肉發達的巨人所窒息。
這並不意味著小企業或個別企業家不再能發揮重要的作用。人民黨人有關小企業正在被大企業排擠出市場的講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實的。過去二十五年中，有創新性的成長公司全都是從小企業開始的。而且，一般講來，小企業比大企業於得更好得多。
在每一個行業中，除了由政府保護而擁有壟斷地位的以外(如鐵路)，那些在幾年以前還不為人所知的新興的小企業已在市場上占有相當重要的地位，並且證明它們不隻是能同大型企業競爭而已。對於那些由於自然成長或有意識的政策而發展成為多角化的大企業來講，尤其是這樣。這點在前麵已經講過了。在化學工業、電子設備工業和其它許多工業中，傳統的大型企業，如通用電氣公司或帝國化學公司已在許多市場中失去了市場地位和市場份額——大部分是失給了具有創新能力的新興的中小型企業。
在這個要求創新的時代中，一個不能創新的已有公司是注定要衰落和滅亡的。在這樣一個時代中，一個不知道如何對創新進行管理的管理當局是無能的，不能勝任其工作。對創新進行管理日益成為企業管理當局，特別是高層管理當局的一種挑戰，並且成為它的能力的一種試金石。
創新的例子
創新的企業很少，特別是在大企業更少，但也還有一些。人們可以舉出這樣一些例子，法國的雷諾公司和意大利的菲亞特公司，英國的馬克斯—斯賓塞公司和瑞典的ASEA公司， 日本的索尼公司，或者是兩次世界大戰期間的德國烏爾斯坦出版公司。在美國則有3M公司(明尼蘇達采礦和製造公司)、美國電話公司的貝爾研究所、美國商業銀行。這些公司顯然在創新和接受變革方麵沒有什麼困難。人們能夠想象到，這些公司的管理當局很少會提出這樣的問題，“我們怎樣才能使我們的企業保持靈活性而願意接受新事物?”這些管理當局忙於尋找人力和資金來實現他們的組織向他們提出的創新任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