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曹丕表示要效法漢文帝的“寬仁弘厚”，並為此違背了曹操生前要做周文王的意願，追諡父親為“武帝”而把“文帝”的名號留給了自己。但是他氣量偏狹，一繼位，就把在立太子之爭中所結怨氣發泄在自己的兄弟們身上。曹丕把他們遠封各地，不得擅留京師，不得相互通問，不得離開封地，還派了“監國使者”對他們嚴加督責，使他們動則受咎，人人自危。對待過去的力敵曹植以及因支持曹植而得罪自己的曹彰，曹丕的報複更是毫不留情。這時他們早已喪失與曹丕相抗衡的力量，但曹丕還是在黃初四年把曹彰毒死了。曹植也曾兩次被監國使者誣奏，都差一點被議成死罪，隻是由於母親卞氏的幹預，才幸免一死。過去，曹丕曾向他的族叔曹洪借錢，但是曹洪沒有借給他，繼位後，曹丕就向自己的這位族叔進行報複。這樣，曹魏政權基本上剪滅了宗室的屏衛勢力而依靠異姓大臣，這也是日後司馬氏得以篡權建立晉朝的關鍵因素之一。
和父親一樣，曹丕較有見地地布置自己的喪製說：“自古至今，沒有不滅亡的國家，也沒有不被挖掘的墳墓。”所以他選擇洛陽的首陽山東麓為自己的葬地，他要求壽陵依山而建，不奪農田，不聚封土，不植樹木，不立寢殿，希望換代之後人們不再知道墳的所在。他說，“如果有誰違我今詔，對我的墳陵妄加改造，害我在地下不得安寧，便是不忠不孝，假使死者有知，我將不給厚葬我的人以好運。”曹丕為了達到薄葬的目的，還把上述關於喪製的詔書抄成幾份，分別收藏在不同的部門。黃初七年(公元226年)五月，曹丕病故於洛陽，享年40歲。於是乎“葬首陽陵，自殯及葬，皆以終製從事”，國內僅服喪三天。
在文學上，史載曹丕創作了上百篇詩文，但現存完整的詩文隻有四十餘篇。他的詩多反映宮廷生活，也有描寫征夫離婦的思念之情和政治軍事生活的作品。曆史上有人認為曹丕“去植千裏”，說他比曹植差之千裏，恐怕也有欠公允。曹丕的作品不拘格式，活潑自如，節奏起伏多變。他把兩漢民歌中出現的七言詩運用於文人詩作，《燕歌行》是其傑出的代表。所以胡應麟評價他在中國詩歌史上“開千古妙境”。比較突出的還是曹丕《典論》中的《論文》篇，它是中國最早的文學批評論文，他把文學提到了“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的高度，扼要分析了前人以及時人各自的文學特點，提倡創作的個性，對於後代中國文學、文學批評的發展，起了積極的引導作用。曹丕晚期的作品，由於身分的變化以及忙於政務，開始有些浮誇和官腔。史載，曹丕還主持編輯了中國的第一部類書《皇覽》，共八百多萬字，盡管此書現已不存，但它在文化建設方麵所起的作用，還是不可低估的。
劉劭與《人物誌》
三國時期，為了能在對峙局麵中占據上風，乃至統一天下，各國都十分重視選拔和任用人才，但選拔人才的標準和方法各不相同。求賢若渴的曹操四次頒發“求賢令”，率先提出不管出身門第高低，不論關係親疏遠近，也不苛求人品完美無缺，“唯才是舉”的選用標準；曹丕實行“九品中正製”，意在評定人才的高低優劣後再量才任用，但實施的結果卻以門第高低作為選用人才的首要條件，這一用人方法也隨之淪為門閥世族鞏固其特權地位的手段，可謂事與願違。與曹魏不同，諸葛亮以德、才、學、識、能、忠、義、信八條標準來全麵衡量和篩選人才，側重選拔德才兼備類型的人才，並強調要從意誌、應變、知識、勇敢、性格、廉潔和信用七個方麵，仔細考察，鑒別人才，了解他們的優劣高低。凡此等等，不一而足。選拔人才究竟應當堅持什麼樣的標準?如何識別不同類型的人才，以揚其所長，避其所短，做到人盡其才?這類問題不僅困擾著當時的上層統治者，為他們所關注，而且還以“才性之辨”的形式，成為玄學家們熱衷談論的話題之一。可以說，當時的整個社會，從上到下，對人才問題都表現出極大的興趣和熱情。適應這種形勢的需要，我國第一部係統性的人才學專著《人物誌》誕生了，它的作者是三國時期魏國的劉劭。
劉劭是魏國廣平郡邯鄲縣(今河北邯鄲)人，生卒年份不詳，主要活動時間在公元195—245年之間。他博學多能，對哲學、文學、法律，禮樂、製度各科均有一定的研究，而且都有相應的專著問世。仕途也比較順利。曹操當政時，他開始步入政壇，擔任主管地方官員政績考核的計吏一職。魏文帝時代，劉劭多次升遷；明帝繼任後，他又從中央政府調到地方，擔任陳留郡(今河南開封、民權一帶)太守，勤政廉潔，得到當地老百姓的讚許。由於他為官勤勉，政績突出，魏廢帝繼位後，封他為關內侯，可謂善始善終，功德圓滿。劉劭的著作很多，《人物誌》是他的代表作。
《人物誌》共有3卷，分為《九征》、《八觀》、《材理》、《流業》、《材能》、《英雄》等11篇，集中探討了才性問題以及與此相關聯的其它問題。
才，在《人物誌》中寫作“材”，就是通常所說的人的才能；性，指的是性情，包括人的稟賦、氣質、脾氣等，也就是人們常說的性格。劉劭認為，成才主要靠的是學習，由於人們學習時刻苦，努力程度不同，再加上外在環境和條件等多方麵因素的影響，人們的才能表現是不同的，歸納起來，可以分為12種類型：
1．清節家：其特點是德行高尚，舉止得體。春秋時期齊國的賢相晏嬰就屬於這種才能類型。
2．法家：其特點是建立法製，強國富民。春秋時期輔佐齊桓公稱霸中原的管仲，屬於這一類。
3．術家：其特點是思維敏捷，謀略奇妙。楚漢之爭中幫助劉邦取勝的張良屬於這一類。
4．國體：屬於這一類型的人兼有清節家、法家和術家三家之長，既是國民的道德榜樣，又能以法律整治天下，運籌帷幄，決策千裏。商朝賢相伊尹，輔佐周武王的薑子牙都屬於這一類型。
5．器能：其特點是部分地兼有清節家、法家和術家的才能，德稱表率，法正鄉邦，善於應變。春秋時期著名政治家、鄭國執政子產是這類才能的代表人物。
6．臧否：其特點是雖具有清節家的才能，但不夠寬容，喜歡嘲諷，能察是非。孔子的弟子子夏屬於這一類。
7．伎倆：其特點是雖具有法家的才能，但不會深謀遠慮、從長計議，而做一名部門長官時，卻能高招迭出，遊刃有餘。漢宣帝時代的名臣張敞、趙廣漢是這種才能類型的代表人物。
8．智意：其特點是雖有術家的才能，精通權變之道，但不具備雄才偉略，不能擔當創建製度、法則的重任，機智有餘，公正不足。西漢名臣陳平、韓安國屬於這種才能類型。
9．文章：其特點是善於著書立說，並且卓有文采。兩漢著名史學家司馬遷和班固都屬於這種才能類型。
10．儒學：其特點是能夠傳授先聖先哲的大業，注經解惑，但不善於從政問事。秦漢之際為《詩經》作注的毛公屬於這一才能類型。
11．口辯：其特點是長於詭辯，雖不能登大雅之堂，但來往應酬之際，卻能隨機應變。戰國時期燕國名將樂毅和漢初知名辯士曹丘生都屬於這種才能類型。
12．驍雄：其特點是膽略過人，威猛異常。戰國時期秦國名將白起和秦漢之際著名軍事家韓信都屬於這種才能類型。
把人才類型作了這種區分之後，劉劭特加說明：這12類才能，都隻能擔當人臣之任，與人主無關；人主聰明平淡，卻能總領眾才，分別委以重任，而不需親自過問政事。可見，劉劭人才論的目的是非常明顯的，那就是如何使各種人才更有效地服務於封建統治。
在劉劭看來，不僅人的才能有別，人的性格也各不相同。這是因為，人是稟賦陰陽之氣和五行之體才形成性情和形體的，陰陽、五行屬性的差異，決定了人們性格的不同。大致說來，人們的性格也可以分為12種，各種性格都存在著優缺點：
1．強毅：率直剛毅，矯枉過正，失在偏激。
2．柔順：優柔安愁，處世寬容，失在寡斷。
3．雄悍：勇猛慓悍，雄才大略，失在多忌。
4．懼慎：小心翼翼，謹慎謙遜，失在多疑。
5．淩楷：中堅骨幹，勇往直前，失在專橫。
6．辨博：辨析理繹，博大寬廣，失在流蕩。
7．弘普：寬宏大量，博愛周洽，失在混濁。
8．狷介：潔身自好，樸素節儉，失在拘謹。
9．休動：舉止大方，爭強好勝，失在疏闊。
10．沉靜：嫻靜沉穩，精於玄妙，失在遲緩。
11．樸露：率真質樸，忠厚誠實，失在迂腐。
12．韜譎：韜光養晦，狡詐多變，失在無常。
劉劭認為，人的性格是生來如此，無法改變的，它對人們才能的發揮，有著不可低估的影響。鑒於這種情況，在選用人才時，不僅應當注意人才的不同類型，區別對待，還應當結合他們的性格，利用其性格優點，避免其性格缺陷，使所選人才能最大限度地發揮其才能。那麼，如何識別人才的性格呢?劉劭認為，從人才的語言、儀表、氣色、舉止、筋骨、精神等九個方麵去觀察，就可以發現他們性格上強弱、勇怯、躁靜、緩急的不同。這就是所謂的“九征”。在此基礎上，劉劭進而提出了，包括“八觀”、“五視”在內的一套自以為行之有效的方法，用以識別不同性格，不同才能的人才，如“觀其所短，以知所長”，“觀其聰明，以知所達”；“富，視其所與”“貧，視其所取”，等等。
從哲學上看，劉劭的“才性論”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基礎之上的(如用陰陽五行來解釋性格的形成以及把性格說成是永恒不變的)，缺乏科學性。但他在《人物誌》裏對人才和性格所作的分類以及所提出的“九征”、“八觀”、“五視”等識別人才、選用人才的一整套原則和方法，無論在當時，還是在今天，都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人物誌》作為我國第一部係統性的人才學著作，同時也是我國最早的一部心理學著作，功不可沒，值得我們去了解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