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文人政治家曹丕2
陳壽和《三國誌》
作為一名曆史學家，很少有人像他那樣，幾經亡國之痛，一生際遇坎坷。因為聰明好學，為人正直，得到朋友的敬重，卻又因為不願趨炎附勢，得罪權貴，忤逆世俗，招致種種非議；所著史書，敘事得法，有人因此稱他為“良史”，將他與古代著名史學家司馬遷等人相提並論，又因為書中曲筆隱諱，記述失實，為當朝統治者隱惡揚善，備受後人責難。這位集褒貶、毀譽於一身的史學家，就是魏晉時期的陳壽。
陳壽(233—297)，字承祚，出生於三國時代蜀國巴西郡安漢縣(今四川南充市)，曆經魏滅蜀、晉代魏的社會變故，病死於西晉惠帝元康年間，享年65歲。
陳壽少年時代拜頗有名氣的史學家譙周為師，學習曆史。譙周認為他聰明伶俐，文采過人。這段學習經曆對陳壽影響很大，所以在很早的時候，他就開始精讀古代曆史名著《尚書》、《左傳》、《史記》、《漢書》，研究撰寫史書的方法和體裁，並著手搜集、整理蜀漢地區鄉邦人物事跡，在此基礎上，寫出了《益部耆舊傳》十篇。同古代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陳壽也不例外地走上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出任蜀漢政權的觀閣令史，主管文獻檔案工作。這期間，宦官黃皓專政弄權，許多官員都阿諛奉迎，唯獨陳壽不這樣做，結果多次受到貶斥。偏偏他又不肯向世俗低頭，在父死居喪期間，不幸染病後，他不顧封建禮教約束，讓婢女給他調治藥丸。這下可招惹大禍了，人們議論紛紛，陳壽也因此被罷官；閑居在家。這已經是魏滅蜀、晉代魏之後的事。這樣過了幾年，經過愛才的晉朝中書令張華的推薦，陳壽先後擔任過佐著作郎和著作郎的職務。在任佐著作郎期間，他受人委托，編寫諸葛亮事跡，最後於公元274年，編輯成《諸葛亮集》24卷。公元280年，西晉滅吳，中國統一，這時陳壽48歲；開始整理三國史事。在他之前，記述三國曆史的書，已有好多部，但都限於一國史事，或專記孫吳，或隻寫曹魏，而且蜀漢沒設史官，國史缺而不錄。陳壽利用自己曾是蜀國人，熟悉蜀國曆史，又編過《諸葛亮集》、《益部耆舊傳》，了解寫史方法等得天獨厚的條件，並參考關於魏、吳曆史的其它著作，創造性地合三國曆史為一書，最後撰成魏書、蜀書、吳書共65卷，定名為《三國誌》。張華看到這部書，很欣賞，遂推薦陳壽任中書郎。權臣荀勖嫉妒張華，轉而遷怒於陳壽，把陳壽從中央調到地方，擔任一個地方的太守，陳壽借口母親年老需要照顧，堅辭不就。母親臨終時，囑咐他把她葬在洛陽，陳壽照囑辦理，又受到眾人的指責，說他沒有把母親歸葬原籍蜀中安漢，是不孝的表現，於是再次遭到貶抑。幾年以後，朝廷調他任太子中庶子一職，還沒來得及到任，就病死於洛陽。
陳壽很有才學，但身逢亂世，朝政腐敗，權臣肆虐，生性耿直、不肯屈就的他，自然是很不得誌。正如常琚在《華陽國誌》裏所說，陳壽所得到的地位、名望遠遠不能反映出他的才能，當時就有很多人為他鳴不平。他生平所著，除《三國誌》外，均已亡佚。即便《三國誌》一書，也是他死後，經了解這部書的有關官員的請求，由朝廷命地方官派人到他家裏去抄錄，保存於政府才得以流傳下來的。
《三國誌》完成後，得到的評價非常高。見到稿本的人都稱陳壽“善敘事，有良史之才”，張華甚至把他與司馬遷、班固相提並論，並且準備讓他寫《晉書》。當時有一個名叫夏侯湛的史學家，正在撰寫《魏書》，待見到《三國誌·魏書》以後，自愧弗如，主動毀壞自己的書稿而作罷。這足以說明當時人對陳壽和《三國誌》是何等的推崇!我們隻須看看《三國誌》的編纂方法，就不難理解其中的道理。
前麵我們講過，陳壽之前，關於三國曆史的著作已有不少，但都限於記述一國史事，這本身就說明，想寫一本融三國曆史於一體的史書，絕非易事。而陳壽寫這本書，麵臨的困難就更大了。你想，要把一個頭緒紛雜的時代，用長於人物傳記的紀傳史體歸納為一書，反映出曆史的全貌，這本來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何況陳壽當時已做了晉朝的官，晉朝是承襲曹魏而統一全國的。在這種情況下，既要真實地反映出三國鼎立的曆史麵貌，不能任意貶低蜀、吳兩國的曆史地位，又要不觸犯晉代魏而立這一政治現實，愛晉及魏，突出魏在三國中的特殊地位。為了處理好這種關係，陳壽熬費了一番苦心。首先，他摒棄了當時人寫三國史以魏為主，附記蜀、吳的做法，獨辟蹊徑，采用三國曆史並敘的體例，然後在體例形式上做了點手腳，讓《魏書》居前，並給曹魏的幾個皇帝分別加上“帝”字，而蜀、吳的皇帝隻稱“先主(劉)備”、“吳主(孫)權”，均不加“帝”字，以示區別，但在記事時一律按年敘事，與記魏帝的本紀沒有實質上的不同，實際上還是把蜀、吳放在與魏同等地位的，而且書名也反映了他的這一意圖：分署《魏書》、《蜀書》、《吳書》，以明鼎足三分之態勢，全書又統署為《三國誌》，這就如實地反映了曆史的真實麵貌，又讓當朝統治者無把柄可抓。在當時的政治背景下，對三國曆史能夠采用這樣一個總攬全局的處理辦法，足見陳壽是一位很有創見的史學家。另外，《三國誌》的“列傳”覆蓋麵很廣，舉凡三國時期政治、經濟、軍事、文藝、科技和學術思想領域的重要人物，都被網羅其中；文章簡潔，文字精煉，常常著墨不多，就能把人物的神態和心態表現出來；人物個性鮮明，評價公允得當，這些都是備受後人稱頌的《三國誌》的優點。
《三國誌》的優點固然不少，但它也有一些問題，引起後世的批評與責難。其中爭議最大、責難最多的就是所謂“正統”問題。《三國誌》明顯是以魏為正統的，魏國的帝王都列本紀加以記載，蜀、吳的皇帝則隻用列傳記載。後人認為應以劉姓的蜀漢政權為正統，因為它是承漢朝而立的，魏為異姓政權，屬“篡逆”。當然，也有人讚成陳壽的做法，如宋朝大史學家司馬光。“正統”論隨政治形勢的變化而變化，完全是為封建統治服務的，這種爭論在今天已毫無意義。後世對《三國誌》的批評，意見比較一致和集中的是，沒能據事直書，曲筆回護太多，替魏晉統治者隱惡溢美太過份了。這一批評，擊中了《三國誌》的要害。例如，魏國齊王曹芳被廢黜一事，完全是司馬師一手策劃的，事前太後一點也不知道，《三國誌·齊王芳紀》卻記載了太後的詔令，曆數曹芳無道不孝的罪惡，說明他應當被廢黜。魏蜀之間的戰爭，凡魏國取勝的就大書特書，而蜀國取勝的，則一筆帶過甚而隻字不提。凡比種種，說明陳壽屈從於當權者的壓力，替魏晉統治者隱惡揚善，這正是《三國誌》思想性較差的具體表現。此外，《三國誌》在敘述曆史時，大肆宣揚天人感應和皇權神授的迷信思想，過分誇大英雄人物的作用，為鞏固封建統治服務，反映了他在曆史觀上的局限性。沒有給當時的名醫張仲景和發明家馬鈞立傳，更是不可原諒的疏漏。至於隻有紀傳而沒有誌，簡潔有餘，文采不足等等，都是《三國誌》的缺陷。鑒於《三國誌》的缺點也不少，現在史學界一般認為，《三國誌》雖有很多優點，但比起《史記》、《漢書》要遜色得多，甚至不如範嘩的《後漢書》。
值得一提的是，《三國誌》問世後130多年，裴鬆之在旁征博引150多種書籍的基礎上，為這本史書作注，寫出了著名的《三國誌注》，同為不朽之作。我們今天研讀《三國誌》，必須同時看裴注。
劉徽著《九章算注》
魏晉時期，有一位名叫劉徽的傑出數學家。他在數學領域做出了很大貢獻，而最主要的是為我國古代數學的經典著作《九章算術》做注。他撰寫的《九章算術注》一書，共有9卷，在世界數學史上占有突出的地位。
《九章算術》是東漢初期(公元1世紀左右)流傳下來的最早的數學方麵的專著，書中總結了我國古代勞動人民和數學家在長期的生產生活實踐中所運用的數學知識，以問題形式編寫，收錄了246個應用數學問題和各類問題的解法，分成方田(田畝麵積計算)、粟米(各種糧穀間交換的比例問題)、衰分、均輸(也是講不同類型的比例問題)、少章(由已知圖形的麵積和體積求邊長的問題)、商功(各種體積的計算)、盈不足(研究盈虧一類的問題)、方程(介紹了聯立一次方程組的消元解法)、勾股(勾股定理的應用及相似直角三角形的解法)等九章，其中還包含了係統的分數四則運算，麵積、體積的計算，開平方開立方的方法，各種分配比例問題，正負數概念和正負數加減法則，多元一次方程的解法及一元二次方程的解法等，內容涉及的麵也很廣，如算術、幾何、代數等，《九章算術》的出現說明我國古代數學已經形成了一個比較完整的體係。
《九章算術》雖是一部經典著作，但它對所列問題的解法或結論缺乏必要的解釋和說明，對所依據的理論也沒有做係統的探討，這就妨礙了數學的進一步發展。劉徽看到了這一點，於是他不畏艱難，決定為《九章算術》做注，這是一項非常繁瑣的工作。大約在魏陳留王景元四年(公元263年)劉徽開始注解《九章算術》，他在序言中說；“我從小學習《九章》，長大後又仔細閱讀，觀察陰陽的分割，總覽計算方法的根源，探討深奧玄妙的空閑，便領悟了《九章》的本意。因此敢竭盡我愚笨的才智，采摭我所見到的書，給《九章》做注解。”劉徽在注解《九章算術》時，精辟地闡述了各種解題方法的道理，提出了簡要的證明，論證了解法的正確性，並指出了一些近似解法的精確程度和個別解法的錯誤。在注解《九章算術》時，他還提出了許多具有創造性的理論，對我國古代數學體係的形成和發展起了很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