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源20歲時到北京讀書，沿途的見聞使他大開眼界，增長了許多過去閉門讀書未曾見過的知識，遇到了當時學術泰鬥陶澍、劉逢祿以及後來與魏源齊名的龔自珍等同輩學者。在北京的學習使魏源邁上了新的知識境界，他開始確立其兼濟天下的思想。他針對當時的社會陋習提出了“通經致用”的思想，要求人們不能隻是空談道理，或隻注重瑣細事物，而應關心民生疾苦，探求富民強國的政策，振興中國，救民於水火之中。
魏源的改革精神在其為一些高級官員當幕僚時逐漸體現出來。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鹽法改革。當時兩淮地區是全國最大的產鹽地區，鹽課收入最多。但由於長期以來的管理不善，出現不少問題，1830年行銷引數已由一百六十多萬降至五十多萬，共虧課銀一百多萬兩。而食鹽價格的上漲也影響了人民的生活。魏源經過一番調查，認為鹽務中的問題並不僅僅是表麵上體現出來的私鹽問題，而要整頓整個鹽務，從根本上進行改革。1830年，他與陶澍擬定改革鹽法十五條，1832年又製定票鹽章程十條。這些措施既改變了鹽商壟斷的弊病，又清除了鹽務中的許多陋習。實行票鹽製後，鹽票暢銷，鹽販獲利，鹽價下跌，鹽課增加，成效卓著。但在依靠非法收入的官吏阻撓下，此舉最終還是被迫終止實行。
魏源一生閱曆豐富，中年時他經曆了一段軍旅生涯，但在軍中，魏源還是受到排擠，意見不被采納。在見識了統治階級的荒淫無道之後，魏源對局勢已感到了悲觀絕望。1841年，魏源被迫離開浙江前往揚州。是年5月，林則徐被發配新疆，7月與魏源在蘇州京口會晤。兩人對朝廷的無能、投降派的無恥，都表示了極大的憤慨；對國家之隱患，也深表憂慮。臨行之前，林則徐將在廣東為了了解敵情而翻譯的《四洲誌》交給魏源，希望他能編纂二部《海國圖誌》，以使中國人對當時世界形勢和各國情況有所了解。
魏源在鴉片戰爭失敗後回揚州開始了寫作生涯。《海國圖誌》初為50卷，後增至60卷，最後增至100卷，內容相當豐富，並附有地圖。其中提出了著名的“師夷長技以製夷”的思想。對軍事、政治製度都有精辟的論述。在經濟上他著重介紹了外國開辦工廠和礦工的情況，他說“凡金銀、鉛、銅、鐵、煤、鹽，中華例禁不許私開，惟國人準取”。在製造業方麵，他認為應該學習利用外國的先進技術，凡有利於國家的技術皆可學習，凡有利於民之物皆可製造。他對保守派把工業當成“奇技淫巧”予以堅決駁斥。他說：“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
晚年的魏源在高郵受到革職處分，仕途失意，加之對清朝社會現狀十分不滿，情緒非常低沉，因而皈依了佛教。
綜觀魏源一生，從早年的刻苦攻讀，中年時期的效命疆場，勤奮著書，無一不體現了他愛國家、愛人民的優秀品質。可以說，他的所作所為，是後人的楷模典範。
四重身份集於一身的鄭觀應
鄭觀應，字正翔，號陶齋，又號杞憂生、慕雍山人等。廣東香山縣(今中山市)人。近代中國洋行買辦，民族資本家，改良主義思想家，設備企業經營家。著有充滿愛國主義思想的《盛世危言》。
鄭觀應的父親鄭文瑞是一位村塾教師，由於經常做些修橋補路、賑荒救濟的公益事宜，因此在鄉裏頗有聲望。鄭觀應在這樣的家庭環境下，自然從小就隨父親讀四書五經，學八股文。但“學而優則仕”的道路對鄭觀應卻關上了大門。16歲時，鄭觀應考秀才未中，便對仕途失去了興趣，決心學賈。
這對鄭觀應來講，是一條現成的道路。因為他所在的香山縣離省城廣州不遠，與香港隔水相望，與澳門也近在咫尺。而香山人素有與外商打交道的傳統，有綽號叫“買辦之鄉”。鄭觀應的叔父鄭廷江是上海新德洋行的買辦，親戚曾寄圃是上海寶順洋場的買辦，堂兄鄭濟東也在寶順洋行做事，而名噪一時的大買辦唐廷樞、徐潤更是他的姻親和世交。因此，1858年鄭觀應離開家鄉來到上海，投奔叔父鄭廷江，打工兼跟叔父學英語。兩年後，鄭觀應被曾寄圃所在的寶順洋行委以負責輪船攬載等業務，正式開始了他洋行買辦的生涯。
寶順洋行的買辦生涯使他的英語水平迅速提高，也對西方國家的經濟、政治等情況有了廣泛的了解。1874年，鄭觀應與英商太古輪船公司簽訂了三年的合同，受聘為公司總經理，相當於總買辦的地位，負責所有輪船攬載及用人事務。在這裏，鄭觀應的經營才能得到充分發揮，不但年俸高達七千兩，還有數目更大的分紅。合同期滿後，又與太古簽了五年合同，繼任總經理職位。
在這期間，鄭觀應從未放棄過獨自經營，因此鄭觀應又是一個民族資本家。他不但經營茶棧，還向其時洋務派辦的近代工業上海機器織布局與上海輪船招商局投資。1881年又投資津滬電線，1882年還主持籌資開辦了造紙公司。洋行買辦與民族資本家的雙重身份，以及經濟實力的增長，使鄭觀應開始與清政府發生關係。李鴻章、唐遠樞、徐潤等都與之交遊。1880年前後，鄭觀應開始在洋務派的企業中任職，後一直受李鴻章重用。因此鄭觀應又多了一重身份——洋務企業經營家。
鄭觀應還有一重身份便是近代中國著名的改良主義思想家，其思想主要體現在代表作《盛世危言》之中。這部書的中心思想是“富強救國”，一出版就受到了社會各方麵的重視。當時的禮部尚書孫家鼐和安徽巡撫鄧華熙都把這部書推薦給光緒帝。皇帝閱後命總理衙門印2000部發給大臣們參閱。鄭觀應自己排印的500部，也很快被求索一空。時任湖廣總督的張之洞評價說：“論時務之書雖多，究不及此書之統籌全局擇語精神，可以坐而言起而行也。”當時的翰林院編修，後來的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更是倍加推崇此書。
在這部書裏，鄭觀應把禦外侮反侵略放到首要地位，並強調發展經濟的重要性，將強兵與富國聯係起來，提出“商戰主張”，利用自己的經濟力量與外國資本主義在市場上競爭。同時也認為富國強兵的根本在於改革政治。這部書反映了時代的脈搏，也反映了廣大人民富強救國的願望，是鄭觀應改良主義思想的結晶。
寫人寫鬼的蒲鬆齡
蒲鬆齡，字留仙，又字劍臣，號柳泉居士，世稱聊齋先生，山東淄川人。我國清代傑出的文學家，中國短篇小說之王。
蒲鬆齡出生於明崇禎十三年，正處於改朝換代的前夜。蒲氏世代書香，但不是顯達的官宦之家。到蒲鬆齡少年時，家中已一貧如洗。
少年蒲鬆齡天資聰穎，過目不忘，小小年紀就顯露出才華。清順治十五年，19歲的蒲鬆齡在科舉考試中顯露頭角，在淄川縣、濟南府山東學道的考試，連取三個第一，引起人們的關注。
此時的蒲鬆齡壯誌滿懷、意氣風發，奔走在讀書應舉的道路上。
順治十七年和康熙二年，蒲鬆齡兩次參加鄉試，結果都以失敗告終。這些經曆給自以為穩操勝券的蒲鬆齡以沉重打擊，他開始懷疑自己是否能在科舉之路上取得成功。
康熙九年，蒲鬆齡應江南寶應縣知縣孫蕙之邀，前去做孫蕙的幕賓。盡管蒲鬆齡認為這種幕賓的生涯實在無聊，但是南下漫遊使他跳出了狹小的天地，看見了更為廣闊的世界。
在南遊過程中，蒲鬆齡接觸到了豐富的人物，為他提供了大量的創作素材，這些對他以後的文藝創作有著重要的作用。
但是，蒲鬆齡的科舉之心並未泯滅，仍希望通過此步青雲之上。因此，一年之後，蒲鬆齡回到家鄉。
蒲鬆齡再次參加鄉試，結果又是名落孫山。
極度悵惘之際，蒲鬆齡開始思考人生的意義，這時候文學成了他惟一的慰藉。
康熙十四年，朝廷為聚斂錢財，允許捐錢取得功名，這樣一來，科場愈加黑暗。蒲鬆齡縱有滿腹經綸，但手中無銀，也隻好望洋興歎。康熙十七年，皇帝開博學鴻儒科，蒲鬆齡再次前往，又失望而歸。
此時蒲鬆齡已年逾不惑，科場失意使他對現實感到極度悲憤。從追求到拋棄到抨擊，蒲鬆齡在科舉製度下走了一條曲折之路。
蒲鬆齡是科舉場上倒戈的勇士，但同時又是一位在創作道路上取得偉大成就的不朽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