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少學者同意顧先生的論點。也有些研究者懷疑顧先生關於唐代以來孟薑女故事是由春秋時代杞梁故事嬗變而來的判斷。
日本學者飯倉照平在《關於孟薑女》一文中指出：“杞梁妻的傳說與孟薑女故事不同，後者是在六朝與唐之間才最終形成的。六朝在道佛教影響下產生的誌怪小說對孟薑女的故事有很大的影響。”蘇聯學者鮑·李福清在1961年出版的《萬裏長城的傳說與中國民間文學的體裁問題》一書中指出：“顧頡剛先生關於孟薑女傳說起源於古籍資料，這一結論是不能令人同意的。”“孟薑女的傳說事實上是民間產生的，後來才筆之於書，而由於各種具體的曆史條件，它的情節才發生了變化。可以認為，孟薑女傳說與武士杞梁之妻的傳說無關。”
中國學者路工也認為，杞梁妻和孟薑女這兩個傳說在內容上根本不同，其主人公也有許多差異。
不過，民間文學專家鍾敬文先生卻認為：“有些孟薑女故事研究者，頗懷疑顧先生關於唐代以來孟薑女故事是由春秋時代的杞梁妻故事嬗變而來的判斷。關於這點，我倒是同意顧先生的結論的。理由，說起來話長，隻好待將來有機會時再論述。兩個月前(即1981年10月)，見到來我國訪問的蘇聯漢學家李福清博士，我告訴他關於顧先生論斷的我的看法。他說他寫作那篇孟薑女論文時，年紀很輕(現在也不過49歲)，意思是對問題考慮可能不夠周全。看來，他並不堅持他早年的意見。”
孟薑女故事在我國流傳了2000多年。它是我國民間文學的珍品，受到國內外學術界的重視，值得我們從多方麵對它作更加深入的研究。
被丈夫調戲的古典美女
一位令老少爺們神魂顛倒的美貌婦人，在不同的故事裏被不同的浪蕩官員調戲，但她清傲的人格卻是堅守如一的。
漢樂府民歌《陌上桑》中的女主角羅敷，已經成為我國古代文學作品中的美女形象。不管是中國文學史、文藝理論，還是寫作基礎，無一例外地都談到《陌上桑》，介紹詩歌是怎樣運用烘托、渲染和反襯的手法來寫出羅敷的美麗的。
但是，對這麼一位美女卻有種種不同的說法。《樂府詩集》卷二十八《陌上桑》下引《古今注》說：“陌上桑者，出秦氏女子。秦氏邯鄲人，有女名羅敷，為邑人千乘王仁妻。王仁後為趙王家令，羅敷出采桑於陌上，趙王登台見而悅之，因置酒，欲奪焉。羅敷巧彈箏乃作陌上桑之歌以自明，趙王乃止。”這裏有名有姓，有具體的環境場合，說得十分清楚。但有人認為這段記載並不是指這首民歌，實在出於誤會，才將《古今注》裏的說法套到了這首《陌上桑》頭上來。
有人認為，《陌上桑》與《秋胡行》的故事極為相近，《秋胡行》的故事由戰國時傳下來，雖然它的古辭後來已經不可知，但《陌上桑》很可能就是《秋胡行》的翻版。秋胡的故事，最早見於劉向的《列女傳》。說的是，魯國有人叫秋胡，娶了個妻子，新婚才5天，就離開家鄉到陳國去當官，過了5年才回來，在即將到達家裏的路上，見一個美婦人在采桑葉，心裏十分愛悅，就下車對她說：“賣力種田不如逢到一個好年成；賣力采桑不如碰到一個大官。我有金子，我願意把它獻給你。”美婦人回答說：“我采桑紡織，以供衣食，上養二老，下哺兒子，不願要別人的金子!”秋胡聽了就離去回家，拜見其母。誰知秋胡剛才調戲的，竟然是自己的妻子。她對秋胡的行為十分氣恨，就投河自殺了。這事與《陌上桑》所注的羅敷出外采桑，一個大官前來調戲，她回答說，她的丈夫也在外邊做官，“使君一何愚”的故事十分相象。所以後來很多詩人就幹脆把兩件事拉扯到一起去了。王筠《陌上桑》有雲：“秋胡始停馬，羅敷未滿筐”，李白《陌上桑》也這麼說：“使君且不顧，況複論秋胡。”這樣，羅敷的原形就是秋胡的妻子，那個在路邊采桑的美婦人了。但對這種說法，還是有人表示懷疑。他們認為，《秋胡行》雖然與《陌上桑》的故事相似，但沒有明確的證據證明它就是《陌上桑》故事的前身，不能說明《秋胡行》裏的美婦人就是美女羅敷。因為，這一類的傳說故事，當時可能不止一個，而且口頭流傳時損益變化也很大，不能指定說秋胡妻就是羅敷。
第三種說法，顯然是從東漢的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況加以推斷而提出的。在封建製度下，婦女是沒有社會地位的。在東漢的時候，權豪、貴族甚至宦官都是肆意掠奪霸占婦女的。《後漢書》中的《梁節王暢傳》、《樂成靖王黨傳》、《單超傳》、《曹節傳》、《梁冀傳》等都記載了這種事例。
《陌上桑》在民間產生、流傳的時候，正是權豪仗勢霸占、掠奪民間有姿色的婦女時代。所以，《陌上桑》就借歌頌羅敷剛毅不屈的高貴品質，來表達人們對權豪勢要侮辱婦女、掠奪婦女的不合理現象的反抗。但是封建社會，人民大眾所受的不幸，在民間詩歌或別的藝術樣式裏，隻能以委婉曲折而含蓄的方式表現出來，因此，幻想和虛構的成分很重。這種幻想和虛構，都是有現實根據的；有的幻想和虛構，對於反抗封建壓迫，有一定的積極作用。所以，《陌上桑》在民間形成流傳的過程中，便虛構出了羅敷能文能武的丈夫；借羅敷的誇耀夫婿，無情地嘲諷侮辱、掠奪婦女的豪門貴族。羅敷是民間婦女的典型：美麗、善良，勇敢、頑強。她身上集中了婦女的很多美好的特征，所以成為一個美麗堅貞的美女形象，一個勤勞樸實的勞動婦女形象。
王季思先生在《<陌上桑的>的人物》一文裏則提出了這樣的看法：羅敷本是漢代婦女慣用的名字，而《陌上桑》中的秦羅敷更呈東漢後期有些故事傳說中的好女子的通稱。“羅敷”這名字，在西漢就有，嚴延年的女兒就叫羅敷(見《漢書·昌邑王傳》，顏師古說“敷”的讀音是“ｆū”)。樂府詩《孔雀東南飛》裏也有“東家有賢女，自名秦羅敷”，長得十分漂亮，“可恰體無比”，後來盛讚“東家有賢女，窈窕豔城郭”，可見“秦羅敷”一名，實在是東漢後期故事傳說中美女的通稱。
從詩歌裏對夫婿的一段描述，王先生認為，秦羅敷可能是大家貴族的婦女。她身上的人民性，不能僅僅從她的階級出身來看，而要看她跟故事裏其他人物的關係，看她在故事裏起什麼作用：羅敷的丈夫統率著“東方千餘騎”，顯然是鎮守遼東一帶的郡守和邊將，是個英雄人物。而《陌上桑》裏的使君，自己已經有了妻子，還要跟羅敷調笑，這是作為羅敷的夫婿的對立麵出現的可鄙人物。詩裏的羅敷在這方麵的愛憎是和廣大人民的愛憎一致的，所以具有一定的人民性。
羅敷到底是邯鄲秦氏女，是秋胡妻，是民間塑造出來的美女，還是貴族出身卻有一定人民性的美女，這還有待於進一步探討。
梁祝故事
一曲感人至深的生死戀歌，將一代代中國人引入了愛情的淒美絕境，不論其故事真實與否，我們始終堅信愛情的魅力是永恒的。
梁山伯、祝英台的故事，在我國可說是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梁祝故事的傳播除了口耳相傳以外，得益於舞台藝術頗多。舉例而言，京劇有《英台抗婚》、山東琴書亦有“梁祝”的劇目，影響最大的是經過整理的越劇《梁山伯與祝英台》，流行到全國，特別是由袁雪芬、範瑞娟主演的我國第一部彩色舞台藝術片問世後，梁祝因而“走向世界”，曾有國際友人譽之為中國的羅密歐與朱麗葉。但是，曆史上是否實有梁祝其人其事?如果有，他們是哪個時代，什麼地方人?抑或根本是“街談巷議，道聽途說”的“小說家”之所造?這是個聚訟紛紜、饒有興味的“謎”。
否定有梁祝其人其事者認為：梁祝和《白蛇傳》、《牛郎織女》、《孟薑女》合稱中國四大民間故事，後來編成戲劇。盡管戲劇和故事十分動人，但畢竟是傳說，因此事實上不存在其人其事，進而言曰：梁祝死後豈能化蝶?孟薑女焉能哭倒長城?至於織女和白娘子一為天女，一為白蛇所化，屬“子虛烏有”，其理自明。此是一家言，聽來頗似有理。
然而持梁祝實有其人其事的也有不少。不久前讀到江蘇某報的一篇短文，說祝英台本是明代俠女，梁山伯是前朝書生，兩人本來毫不“搭界”。隻是祝英台為民造福，死後人們為她安葬，挖掘墓穴時發現下有梁山伯墓，遂為之合葬，才敷演出“梁祝”故事來的。這則“軼聞”曾引起人們的興趣，可惜語焉不詳，未說明來源，所據何書，因此無法進一步探索此說的真偽。又據《杭州日報》1958年1月20日報道，杭州市有關部門當年將開發鳳凰山旅遊風景點，第一期工程則將開辟梁祝故事中的“草橋結拜”、“十八相送”、“梁祝書院”等風景區。報道中雖冠以“民間傳說”，但給人的印象是梁祝當在此地活動過。
其實，研究“梁祝”有否其人其事不自今日始。曆史上有些嚴肅的學者亦進行過研究探索，清代乾嘉時著名經學家焦循就是其中一人。他在《劇說》卷二中引宋元之際劉一清的《錢塘遺事》及自己親身見聞，說全國至少有四座所謂梁祝墓。第一處墓葬地在河北林鎮之說，見劉一清的《錢塘遺事》。第二處墓在山東嘉祥縣是焦循曾親見祝英台墓的碣石拓片。他在《劇說》中說：“乾隆乙卯(1795年)，餘在山左，學使阮公(即阮元)修山左《金石誌》，州縣各以碑本來。嘉祥縣有祝英台墓，碣文為明人刻石。”第三處墓在浙江寧波，此說是嘉慶元年(1796年)焦循到寧波“聞其地亦有祝英台墓，載於誌書者，詳其事雲：“梁山伯、祝英台墓，在鄞西十裏接待寺後，舊稱義婦塚。”焦循在記載中雖然未說親見其墓，但據浙江一老新聞工作者告訴筆者，解放前該地除有梁祝墓之說外，還有梁山伯廟，鄞縣鄉間還流傳有“若要夫妻同到老，梁山伯廟到一到”的俗語，而且廟中香火還很盛。焦循進而查考地方誌，據方誌記載：“晉梁山伯，字處仁，家會稽，少遊學，道逢祝氏子同往。肄業三年，祝先返，後山伯歸訪之上虞，始知祝為女子，名曰英台。歸告父母，求姻時，已許鄖城西清道原。明年，祝適馬氏，舟經墓所，風濤不能前，英台臨塚衰痛，地裂，而埋璧焉。事聞於朝，丞相封‘義婦塚’。”第四處揚州祝英台墓，焦循基本持否定態度：“及吾郡城北槐子河旁，有高土，俗亦呼為祝英台墳。餘入城必經此。或曰，此隋煬帝墓，謬為英台也。”清代另一著名學者毛先舒在《填詞名解》卷二引《寧波府誌》，和焦循記鄞縣梁祝墓大同小異，隻多了“今吳中花蝴蝶，蓋橘蠹所化，童兒亦呼梁山伯、祝英台雲”。
根據焦循、毛先舒引方誌所記，謝安為東晉名臣，是曆史上實有之人，那時女子亦未有纏足陋習，為祝英台女扮男裝提供了一定的方便，而且誌書上記載竟如此詳盡，因此不能排除曆史上實有梁祝其人其事。
然而事情還沒有完，即使有其人其事，還有東晉、明代兩說。持祝英台為明人說者，見於今人之著述，披露於報端。而且焦循曾目擊山東嘉祥縣明人為祝英台所刻的碣石拓片，(可惜他未引碣文，不知還能發現否?)加之明人有傳奇《同窗記》(演梁祝故事，現存《訪友》等出)，焉知不正是演的明代當代時事?又杭州市有關部門準備在鳳凰山重建“梁祝書院”，這也不是毫無根據的。傳說中的“梁祝書院”所在地確為明代杭州一所著名書院，不過不叫“梁祝書院”，而是叫“敷文書院”。蛛絲馬跡，費人猜疑，故此不能就斷為祝英台不可能是明代人。然而此說也有站不住腳的地方，因為據元代鍾嗣成《錄鬼簿》所記，元曲大家白仁甫有《祝英台死嫁梁山伯》的劇目，可惜劇本已佚，無法知其概要。由此上溯，北宋蘇東坡的詞集《東坡樂府》有詞牌《祝英台》，以後辛棄疾、吳文英均有詞作。據此又可以推斷，至遲在北宋時已有祝英台故事的流傳。唐宋詞專家龍榆生則認為此調“殆是唐宋以來民間流傳歌曲”。故此梁祝究竟是晉人邪?明人乎?由於都有一定的文字依據，難以遽斷。再有，梁祝畢竟不是帝王將相，用不著像曹操那樣死後造“七十二疑塚”，可是何以至少在山東、河北、浙江都有他們的墓?最後當然不能排除梁祝史無其人其事，確係民間傳說，對此焦循在詳記他耳聞目睹誌書記載時，是有一定保留的：“此說不知所本，而詳載誌書如此。”我大膽地揣想，梁祝故事會不會本是編撰，由於這一悲劇感人至深，代代相傳，後人誤以為真的而寫入誌書的呢?總之，這其間還有一些謎，需要我們去探索、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