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1月27日上午，北京房山縣文化科及雲居寺文物保管所人員在雷音洞內清理地麵，見佛座後邊地下五公分處有一方石，不覺有些詫異掀開方石，下有一穴，穴中有一石函。此時現場還有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專家。人們想到了史書上關於石經山藏有佛舍利的記載，於是小心往外拔取。經過緊張勞碌，上午12時15分，五重封函全部取出。佛舍利藏於內函中，共兩顆，黍粒般大小，米黃色，為肉舍利。現場拍照後，封函及佛舍利被北京市文物局送往北京保藏，隨後，佛教文物專家逐一打開封函，進行了反複研究。時過5年零5個月，1987年4月28日，北京市政府舉行中外記者新聞發布會宣布了這一重大發現。次日，《北京日報》、《光明日報》等各大報刊，紛紛報道新聞發布會的情況及佛舍利發現的經過。
外函漢白玉大石函。長寬各49厘米。通高508厘米，此函為明增製。函蓋刻有172字銘文。
次函為青石函。長寬各30厘米，通高24厘米。內原有四五升靈骨，1981年發函時未見，看來是讓明人取出了。
三函為漢白玉石函。長寬各13.2厘米，通高13厘米。屬明人增製。
四函為鍍金銀函。長立各3.85厘米，高5厘米。頂部有蓮花，四坡中部飾蓮花，兩側為忍冬草花紋。函體四麵有線刻青龍、白虎、朱雀、玄武四靈圖案。周邊飾蓮花及忍冬草，鏨工極精。內藏木質彩繪香珠1顆，珍珠11顆。此函為隋佛舍利二函。被明人鍍金文飾了。函內的木珍、珍珠等物，均為明人安放。
佛舍利內函為一白玉函，長寬各12厘米，高17厘米，為明人增製。內有兩顆米黃色黍粒般大小的肉舍利及兩顆珍珠。
顯而易見，1981年發現的佛舍利“兩顆”與原隋佛舍利外函青石函字銘文記載“內安置佛舍利三粒”不相符合，少一粒佛舍利而多出顆珍珠，於是就成了樁令人費解的疑案。
神牛墓
1850年，30歲的法國考古學家奧古斯特·馬利耶特來到埃及。他到埃及以後，不久就發現一個非常奇怪的現象：無論埃及官僚們豪華的私人花園裏，還是亞曆山大、開羅或吉薩的一些較新的寺廟前的獅身人麵像，雕刻的風格都是一樣的。馬利耶特首先提出這樣一個問題：這些獅身人麵像是從哪裏來的?
馬利耶特在開羅附近的撤卡拉城裏的古代遺跡間散步時，偶然看到一座埋在沙裏隻露著頭部的獅身人麵像，它的位置靠近一座階梯式大金字塔。這金字塔已經證實為古埃及王左瑟所建。這座像決不是馬利耶特第一個看到的，然而，他卻首先看出它和開羅以及亞曆山大港的那些像十分相似。接著，他看到像上的一段銘文，那是有關孟斐斯的神牛塞拉皮斯的記載。
他在後來的回憶中寫道：“這時我想起了斯特拉蓬的話：‘在孟斐斯還有一座塞拉皮斯神廟。當地沙子極多，到處都是被風吹成的沙堆。沙裏埋有各種斯芬克斯的雕像，有些露出一半，有些隻露出頭部。由此可以想象，在走向這座神廟的路上，如果刮起一陣風來是相當危險的’”。
馬利耶特緊接又說：“斯特拉蓬這段話，不正是為了他去世18個世紀之後，幫助我們發現塞拉皮斯神廟嗎?眼前這座陷在沙裏的斯芬克斯，再加上我在亞曆山大城見過的另外15座雕像，顯然就是一條指引我通向孟斐斯神牛墓的大道!此刻我忘了使命，把什麼主教、修道院、科普特語和敘利亞語手稿等，統統丟在腦後。1850年11月的日出，是我自抵埃及以來最美的景象。在這座斯芬克斯雕像的旁邊，30來名工人按我的命令集合起來，開始挖掘，而我在埃及的生活也因此而大大不同了。”
馬利耶特斷定有一支湮沒了的獅身人麵像的行列，其盡頭就是傳說中的西拉皮斯神廟。
孟斐斯的地下神牛墓，和德爾巴哈裏的國王穀木乃伊、圖坦卡蒙的陵墓，以及塔尼斯的王室墓穴，並列為埃及四大重要的考古發現。
直到1851年2月11日，馬利耶特的發掘小組才抵達神牛墓的外圍。
當年，獅身人麵像行列的兩端有兩座廟，馬利耶特也把它們挖掘出來了，同時還出土一批神牛塞拉皮斯墓，這是當地早已為人所知的特有的文物。
神牛就是活公牛，由牧師在廟裏喂養，死後屍體以藥劑保護，葬禮隆重，然後選同樣花色的公牛接替。這些神獸的墓地的規模不下於神祗和帝王的陵墓。
馬利耶特站在神牛塞拉皮斯的陵墓之前。地下墓室的人口處有一座安葬之前放置遺體用的教堂，其規模較之埃及貴族的平頂墓前的教堂不相上下。一條很陡的甬道通向長形墓室，裏麵安放著從拉美西斯大帝起數百年來無數具神牛的屍體。馬利耶特發現，這些屍體各占一間墓室，許多墓室沿著320英尺長的通道排成長列，加上後來出土的直至托勒密時代的墓葬，墓道總長達到1120英尺。
那些埃及工人借著搖曳的火炬光亮，躡著腳跟在馬利耶特的後麵，戰戰兢兢地不敢高聲說話。馬利耶特一個一個墓室看下去。神牛的屍體裝在石棺裏，石棺是整塊的黑色和紅色花崗岩鑿成磨光的，每個約高96英尺，寬64英尺，長128英尺，估計重72噸。
至此，馬利耶特已經進入古代宗教這個神秘的領域。他接著又在埃德福、卡納克和德爾巴哈裏進行了挖掘工作，空前地揭示了古埃及豐富多彩的生活的畫麵。
今天的旅遊者參觀過神牛的墓室，上來以後可以在馬利耶特紀念館小憩。
古墓地圖之謎
山川、河流、大海……這豐富多彩的事物，如何更清晰地記下它們，讓人們如臨其境呢?靠口頭的描述，顯然其影響範圍太小，更何況是在古代科技不發達的情況下。靠文字的記錄，無論其說的多麼詳細，也要大傷腦筋地去想象。那麼，怎樣才能直觀、生動而又明白地讓人們了解某一地區的地理狀況呢?地圖，也惟有地圖，才可以讓人們麵對它，腦海中就能浮現出平原、山脈、江河的清晰形象，不出家門，就可以指點江山，激揚文字。
根據中國古籍記載，早在3000多年前中國就已經有了地圖。尚書上記下了一個使用地圖的故事：周朝初年，成王命令周公旦占卜修建洛陽城。周公旦實地考察建城的選址以後，就將占卜選定的結果繪成地圖，獻給成王。當然，受條件的限製，這時的地圖內容也僅限於一個較小的範圍。詩經裏麵也有些與地圖有關的字句，按照後人的解說，也就是按照地圖上所指示的山川，依次進行祭祀的意思。
後來不少典籍也記載了有關地圖的事情，《史記》記載，劉邦攻到鹹陽後，手下的將領們爭先恐後地到有錢人家取金銀財物，隻有蕭何先到秦國丞相和禦史的家裏尋找法令、地圖、書籍，收藏起來。於是劉邦對天下的要塞、人口多少、地方的貧富、百姓的疾苦等，都知道得清清楚楚。從這裏也可以看出，秦始皇統一中國後，為了加強統治，確實繪製了不少地圖。再結合《史記》的記載，不得不承認，正是秦始皇主持繪製的地圖，讓漢高祖大受其利，多少有些諷刺意味。不過秦代的地圖傳到晉代就大多數失散了。
晉朝的裴秀是繪製地圖的高手，他能夠根據統一標準，訂下製圖原則，繪出準確可靠的地圖。裴秀還總結了繪圖經驗，訂了《製圖六法》，采用有係統的科學方法繪製地圖。裴秀的“六法”是指：分率、準望、道裏、高下、方邪、迂直，可以說是麵麵俱到，將繪製地圖所要涉及的各個方麵，都包括到裏麵去了。後來的學者考證後認為：裴秀的方法具有劃時代的意義，是中國最早的地圖學典範。裴秀本人，也可以稱得上地圖大師了。
曆史在發展，包括繪製地圖在內的科學技術也在進步。裴秀之後，又湧現出了不少傑出的地圖繪製者，唐代賈耽、北宋沈括、元代朱思本，都在地圖方麵作了極有價值的貢獻。宋代《華夷圖》和《禹跡圖》石刻，至今還保留在西安碑林中，蘇州也保存著《平江圖》這幅南宋地圖，是至今保存最為完好的城市地圖。根據這些地圖，可以知道，從六朝到元明時代，中國人編製地圖已經有了較高的水準。這些地圖，傳統上都采用了“計裏畫方”圖法，或稱為方格圖法。這種傳統的製圖法，在13、14世紀之交傳播到西方，影響傳之阿位伯世界。隨後，14、15世紀，歐洲地圖學迅速發展，可能通過阿拉伯人而吸取了中國製圖法的精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