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忍”之忌 5
曾國藩的處世哲學
人生在世，能如曾國藩那樣馳騁疆場，周旋官場，諳熟人生，也謂一大妙事，在此估且不談曾國藩在清朝時對社會的一些消極作用。人生處世，他可謂一個成功者，其乃風雲震蕩，無人不曉，其處世之中講的“堅忍”，善藏身，會變通等法真為人生處世之大法，而後代在為人處世之中是否能從中有所領悟想必是一種要決罷。
堅忍是做大事第一要
一個人要想擺脫逆境，必須靠堅忍的品格支撐自己，而堅忍就是霸者的品格力量。
許多人之所以不能成功的原因，就在於自己太脆弱，遇到難題就打退堂鼓，結果始終突破不了一道一道難關。曾國藩特別擅長在各種逆境中磨礪自己的意誌，多次提醒自己要堅忍起來。一個人要想擺脫逆境，必須靠堅忍的品格支撐自己，而堅忍就是霸者的品格力量。下麵我們將圍繞這一主題展開討論。
決定一個人做事大小的關鍵，在於他的心胸狹隘還是廣大！
所謂怨氣由心生，如果一味隻為出口惡氣而活，一定會毀掉自己的人生。曾國藩一直努力做好一切向前看的鴻鵠，在堅忍之途上不移初心，正如他所言：“‘胸懷’乃吾最闊之空。”
曾國藩尚堅忍卓絕之人物，而對富貴之人卻持脾睨，如同司馬遷一樣，敬仰屈原、田光等堅忍行世的人物。因此，曾國藩的一生也是靠“堅忍”成事，但由於身份、修養的不同，還是有人不太理解的。譬如王運作《湘軍誌》，對曾國藩時有微辭，主要的原因，就是認為他太堅忍、太慎重了。
(1)堅忍通世故
《湘綺樓日記》光緒四年（1878）二月二十一日雲：“作《湘軍篇》，頗能傳曾侯苦心；其夜遂夢曾……”二十七日雲“夜觀覽滌公奏疏，其在江西時，實悲苦，令人泣下，然其苦乃自尋得，於國事無濟，且與他亦無濟。且吾嚐怪其相法當刑死，而竟侯相，亦以此心耿耿，可對君父也。餘竟不能有此愚誠。‘聞春風之怒號，則寸心欲碎；見賊船之上駛，則繞屋彷徨。’《出師表》無此沉痛。”三月十六日雲：“看胡林翼奏稿書劄及方略，見庚申年事，忽忽不樂。又看曾公之奏稿，殊矢忠誠之道。曾不如胡十分明顯，而名比胡大，其始於至誠且賢，其後不能掩之也。我初未合觀兩公集，總是偏袒曾而不喜胡，今乃知胡之不可及，差一點失之交臂。”戊寅四月十二日雲：“夜看曾書劄，於危苦時不廢學，亦可取；而大要為謹守所誤，使萬民塗炭，猶自以心無愧，則儒者之罪也，似張浚矣。”
客觀來講，曾國藩所持態度是絕對正確的。因為他所處的環境，當時雖是督師，實居客寄的地位，籌兵籌餉，一無實權，州縣官都不聽他的話，各省督撫又常常為難他，隻有胡林翼是誠心幫他的忙。湘軍將士雖也擁戴他，可是他們的官級，有的比他還高，他好像一個統帥，當然是經不起敗仗的。他的苦衷也絕非一般人所能相比了。我們來看他寫給弟弟們的信：
兵勇搶劫旅台，此近來最壞風氣，見奏明將萬瑞書即行正法。聞駱中丞不欲殺之。近日意見不合，辦事之難如此。
陳竹伯中丞辦理軍務，不愜人心，與餘諸事亦多齟齬，凡共事和衷最不容易，澄弟尚在外辦公事否？宜以餘為戒！杜門不出，謝卻一切。餘食祿已久，不能不以回家之憂為憂，諸弟則盡可理亂不聞也。
帶軍之事，千難萬難，澄弟溫弟嗣後總以不帶勇為妙。吾閱曆二年，知此中構怨之事，造孽之端，不一而足。恨不得與諸弟當麵—一縷述之也。
艱苦淒涼的遭遇，使得他在鹹豐七年（1857）聽到父親死去的噩耗後，立刻率曾國華、曾國基回籍奔喪，大有急流勇退的意思。
此次曾國藩棄軍奔喪，已屬不忠，此後又以複出作為要求實權的砝碼，這與他平日所標榜的理學家麵孔大相徑庭。因此，招來了種種指責與誹議，再次成為輿論的中心。朋友的規勸、指責，曾國藩還可以接受，如吳敏樹致書曾國藩，談到“曾公本以父喪在籍，被朝命與辦湖南防堵，遂與募勇起事。曾公之事，暴於天下，人皆知其有為而為，非從其利者。今賊未平，軍未少息，而迭遭家故，猶望終製，蓋其心誠有不能安者。曾公誠不可無是心，其有是心而非論言之者，人又知之。……奏折中常以不填宮銜致被旨責，其心事明白，實非尋常所見。”
好朋友羅汝懷也寫信給曾國藩，指責他不應不分輕重緩急，“夫奪情之事，本出於變，而變之中又有輕重緩急之辨。……且夫喪服者一身家之私事，喪亂者天下之公憤。人臣之身既致，且不得自遂其私。……至並喪製而奪之，必事勢之萬無可已。故其事不及於位卑任輕之人。今以九重綺畀，四海屬望，而下同鄉閻之匹士，固守經曲之常軌，一再日：‘兩次奪情，從不平靜’，豈足以為解手”。最令他難堪的是左宗棠一針見血的責難，“左宗棠在駱秉章幕中，肆口抵毀，一時嘩然和之’。曾國藩自知心虧理缺，無法辯解，隻能忍耐。但左宗棠的所作所為，卻使他一直耿耿於懷，在其後談及此事時，仍感憤懣：“我生平以誠自信，彼乃罪我欺，故此心不免耿耿。”在內外交困的情況下，曾國藩憂心忡忡，遂導致失眠。朋友歐陽兆熊深知其病根所在，給他開了“意味深長”的兩種藥方，一為治病，二為治心。“歧、黃可醫身病，黃、老可醫心病。”歐陽兆熊借用黃、老來諷勸曾國藩，暗喻他過去所采取的鐵血政策，未免有失偏頗。
朋友的規勸，不能不使其陷入深深地反思。
經過多年的實踐，曾國藩深深地意識到，僅憑他一人的力量，是無法扭轉官場這種狀況的，如若繼續為官，那麼唯一的途徑，就是去學習、去適應。“吾往年在宮，與官場中落落不合，幾至到處荊榛。此次改弦易轍，稍覺相安。”此一改變，說明曾國藩在宦海沉浮中，日趨世故了。
然而，認識的轉變過程，如同經曆煉獄再生一樣，需要經曆痛苦的自省，每當他自悟昨日的是與非時，常常為追憶昔日“愧悔’的情緒氛圍所籠罩。因此，在家守製的日子裏，曾國藩脾氣很壞；常常因為小事遷怒諸弟，一年之中和曾國荃、曾國華、曾國葆都有過口角。在三河鎮戰役中，曾國華遭遇不幸，這使曾國藩陷人深深的自責。在其後的家信中，他屢次檢討自己在家期間的所作所為。如，在鹹豐八年（1858）十一月十二日的家信中寫到：“去年在家，因小事而生嫌釁，實吾度量不宏，辭氣不症，有以致之，實有愧於為兄之道。千愧萬悔，夫複何言！……去年我兄弟意見不和，今遭溫弟之大變。和氣致祥，乖氣致戾，果有明證。”鹹豐八年（1858）十二月初三日，又提到：“吾去年在家，以小事急成，所言皆錙銖細故。而今思之，不值一笑。負我溫弟，既愧對我祖我父，悔恨何極！當竭力作文數首，以贖餘薄愆，求沅弟寫石刻碑。……亦足以擄我心中抑鬱侮恨之懷。”
經曆了一路的風風雨雨，曾國藩感悟了很多，已成為一位很好的涉途者。
(2)一味深厚，永不發露
中年以後的曾國藩，常以堅忍用世，對官僚們也以堅忍為歸。他總結自己幾次吃“大塹”而長大智時說：
餘生平吃數大塹，而癸五六月不與焉。第一壬辰年發佾生，學台懸牌，責其文理之淺。第二庚戌年上日講疏內，畫一圖甚陋，九卿中無人不冷笑而薄之。第三甲寅年嶽州、靖港敗後棲於妙高寺，為通省官紳所鄙夷。第四乙卯年九江敗後赧顏走入江西，又參撫、臬；丙晨被困南昌，官紳人人目笑存之。吃此四塹，無地自容。故近雖泰竊大名，而不敢自詡為有本領，不敢自以為是。俯畏人言，仰畏天命，皆從磨練後得來。
長時期以來，曾國藩一直在清政府的猜忌和地方大吏排擠的夾縫中求生存。尤其是在坐困江西的過程中，始終受到江西大吏的排擠和刁難。這是因為曾國藩一是以團練大臣的身分來創辦湘軍，又以此身份率軍打仗，這被當地抱守殘闕的官員視為越軌行為。鹹豐五年（1855）夏，曾國藩丁憂期滿，雖被撲授為兵部右侍郎，但仍沒有地方實權，仍沒有欽差的頭銜。湘軍雖負有“能征善戰”之名，但不屬於國家的正規兵製，地位不能與八旗、綠營相比。由於曾國藩沒有地方實權，湘軍也便以客軍的地位出省作戰，大部分的軍餉就不得不仰仗江西，這就不能不使曾國藩倍感處於別人屋簷下的苦悶與不便。甚至地方官唆使兵丁闖入他的行轅，想加害於他。曾國藩要在江西聘用官員去抽厘籌餉，被江西官員視為越權的行為，於是出現了針鋒相對的態勢，謾罵、刁難如同暴雨一樣不斷襲擊著他，使得曾國藩多年以來如履薄冰。有一件事情頗能表現曾國藩這一時期的處境。
曾國藩到江西時，巡撫為陳啟邁，與曾國藩是同鄉，又一同在翰林院為官，此次曾國藩來江西作戰，本應格外親切，倍加照顧。但與之相反，陳啟邁卻覺得曾國藩來江西與太平軍作戰，無疑遮住了他的光芒，於是他處處刁難。在江西萬載有個舉人，名叫彭壽頤，由於辦團練，對抗太平軍，深得曾國藩的賞識，決定將其調入幕府。但彭壽頤與知縣不睦，恰在此時間翻，以至於對簿公堂。在這樣的情況下，陳啟邁收到了曾國藩調用彭壽頤的谘文，他認為這是曾國藩有意袒護彭壽頤，與自己挑釁，於是一怒之下，不僅不允許調用，反而將其投入獄中，嚴刑拷打。曾國藩忍無可忍，遂羅列了一些事實，將陳啟邁彈劾。但繼任巡撫文俊，並未因此對曾國藩態度有所改善。